被警察带走的风波看似结束了，我鼓励石晓虹和范刚不要气馁，希望我们一起把产品给干出来。但是此时，我们曾经被公安局带走的这场风波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别人虽然不当着我的面讨论，其实已经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没有电脑用的困难还在困扰着我们，别人觉得我们臭名昭著，已经不愿意把机房留给我们用，生怕和我们有什么牵连。而信控系机房的两位管理员——一位大妈和一个年轻女孩则对我们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们的好心肠。她们主动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去别的机房了，我们这里电脑比较多，你们就来我们这里用吧。”

就这样，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电脑用的问题解决了。

产品研发到一定程度，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购电路板，让深圳的工厂帮助我们加工，然后我自己再带着这些加工好的电路板回来，自己做包装。于是，除了流窜在校园里想方设法地使用计算机以外，我开始了奔波往复于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创业，让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的特区——深圳。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行”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便立刻会有批评和指责的思潮出现。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的思想屏障。邓小平的此次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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