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中国，西方国家的教士们对《圣经》的争论也是差不多的过程，大家引经据典，都是喷口水，没有实证。最后吵得实在不可开交了，于是由罗马皇帝来裁决到底该听谁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尼西亚圣公会议”，产生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其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理论的确立，凡是不和这一条规矩的即为“异端。”

可以说，在近代实证主义产生之前，“皓首穷经”的研究那几本“古书”实在就是知识分子们唯一可以用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了。

在中国，这种研究方法被划分为三元结构，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据。特别是宋代以来，考据成为每个国学大师的拿手好戏。直到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学者也都是个中能手。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看似“姹紫嫣红开遍”，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对着古书和传世文献翻来覆去的看，看了以后琢磨，琢磨烦了再看，看烦了再琢磨……。在这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中，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唯一在做的事情，不过是将文献上的文字颠来倒去的折腾而已，而且越到后来，对于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的迷信就越严重，明代以后以八股取士，对经典的死记硬背更是登峰造极，不容许半点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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