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本人也面临一大堆问题，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每个西方文明国家都有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同情法国革命的爱尔兰新移民更是措辞激烈地大力攻击亚当斯的外交政策。有些联邦党人则回击说，“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会把他们吊死，否则他们早晚会谋杀我。”（法国大革命有军队警察屠杀和激进份子暗杀两种革命方式。）就和当时的不列颠一样，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国会在1798年通过【外国人和颠覆法案】，亚当斯总统批准这个法案生效。这个法案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它禁止出版物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进行“无依据的，或者恶毒的”攻击；并且限制法国和爱尔兰新移民的公众社会活动，美国政府可以根据这个法案将这些新移民驱逐出境。这个法案引发宪政危机，共和党人指控该法案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但是他们没有将这个事情上诉联邦法庭，当时联邦法庭对全国法律的审核权柄还没有确立。新泽西可怜的路德-鲍德温是这个法案的第一个受害者，他被裁定有罪罚款100美元，因为他祝愿“礼炮能够射中亚当斯总统的屁股。”就像和英格兰发生的现象一样，普通人民非但不反对这样的法案，他们反而支持这种做法，这种法案直接伤害的只是报纸上的空谈人士。杰弗逊虽然自己是联邦政府的一员，但是他却联合他的朋友麦德森起草一系列文件，佛吉尼亚和肯塔基议会先后通过法案宣称【外国人和颠覆法案】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州政府“有权并且有责任干涉”联邦政府的这种伤害行为，两州甚至呼吁各州跟进宣布这个联邦法案“无效”，这就是美国“无效原则”的理论起源，这个“无效原则”给美国宪政体系带来几十年冲突。在当时，这个理论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力非常小，亚当斯让美国人民不满的政策是他征收一系列直接税，因为亚当斯要大力发展海军建设事业，这就带来一系列基于房屋，奴隶和土地的直接税，全面打击农夫，种植园主和城市居民社会各界。【颠覆法案】的争论为1800总统大选搭建舞台，杰弗逊虽然曾经高调反对政党政治，他现在却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组织团结政党力量是有必要的。共和党人全力支持杰弗逊竞选总统，他们的卖点是捍卫州政府权利以及捍卫言论出版自由。约翰-亚当斯总统顶住攻击压力，并且拒绝加入不列颠阵营对法国宣战的建议，亚当斯跨越党派争执，也跨越个人的政治前途利益，坚持和法国进行外交谈判并最终结束两国的交战状态。应该说，亚当斯在总统末期履行了一个美国总统的责任，展现出伟大总统的风范，因为大家都知道，迎合当时美国人民对法国的敌意鄙视，对法国宣战是激发草根人民爱国主义感情，提高民意支持率最简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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