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克利和布拉顿离开期间，贝尔实验室也在战争影响下不断转变。它成为政府、研究型大学和民营企业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的一角。正如历史学家乔恩·格特纳所说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贝尔实验室进行了上千个来自军方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坦克无线电设备，为佩戴氧气面罩的飞行员设计的通信系统，以及用于加密信息的机器等。”10 在此期间，它的员工数量也翻了一倍，总共达到9 000人。

贝尔实验室的曼哈顿总部在这时已经无法适应它的扩张步伐，于是大部分员工都搬迁到了位于新泽西州默里希尔的一个占地200英亩的园区。默文·凯利和他的同事们都希望把这个新的大本营打造成大学校园的样子，但他们不会像大学那样将各个专业孤立地安排在不同的大楼里面，因为他们知道创意会在人们偶然的碰面中出现。“所有大楼之间都是互相连通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地理隔阂，而且可以鼓励员工进行自由交流和近距离接触。”其中一位高管这样写道。11 这些大楼之间的走廊非常长，甚至超过了两个橄榄球场的长度，这种设计是为了增加拥有不同才能和专长的员工碰面的机会。70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在设计苹果公司新总部的时候也沿用了这种想法。任何一个在贝尔实验室走动的人都有可能遇到新鲜的想法，然后像太阳能电池一样吸收它们。特立独行的信息论研究者克劳德·香农有时也会流连于这些红色水磨石长廊之间，他会骑着自己的独轮车，一边在空中抛接三个小球，一边向身边经过的同事点头示意。[3] 这种名副其实的“手忙脚乱”的表演常常会在过道上引起一阵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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