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9-06 19:55:05

【正文】

类似的情形，我们从其他人身上也能得到印证。担任后周宰相的范质、王簿也都是进士出身、知识渊博的读书人，学识不亚于窦仪，更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如果赵匡胤需要使用“读书人”担任宰相，他们就是最好的选择，可实际情况却是入宋之后他们只能空有宰相职衔，实权都掌握在另外一位文吏出身，不好读书，知识也不渊博的赵普手中。

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自从乾德二年（964年）后周三相罢任，赵普担任宰相，直到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去世，足足有十多年时间里，赵匡胤组建的包括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等高官在内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无论是后周朝廷遗留的旧臣，还是自己当年的霸府幕僚，几乎清一色都是文吏或武官出身，没有一个是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对所谓“读书人”的推崇和重用又从何体现？

这就好比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只靠听他口头所说就妄下定论，而是要观察他实际所做，否则就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赵匡胤虽在口头上对“读书人”表示了足够尊重，却在心理和行动上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国家和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那些熟读经史子集，擅写道德文章的传统“读书人”（也就是“儒生”），而是精通治道之术，善于经划谋略的“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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