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一个例子来展示明治初期官员与庶民的政治互动。日本的幕府时代有如我国的先秦时代，诸藩各自为政，度量衡也就因之不统一。在三岛统一后，新政府取消关卡、统一货币、废藩置县，一切有害于形成全国大市场的政令被一一取缔。明治五年（1872）新政府推行田产地券，次年颁行地租改正，这就需要测量土地，而此时全国量尺并不统一。就在这个当口，长野县农民市川又三建白中央政府统一全国量尺。政府高层非常重视市川的提议，他们迅速召见了市川，领导们对市川君说：老人家，你的提议很好啊，我们也正为此事头疼呢，您能不能研究个解决方案啊？市川是一个精力充沛且具有奉献精神的老头，他欣然领命，回乡后便呼朋唤友调查起了各国量尺。市川的家乡距东京不算远，但当时交通不变，单程即须步行五天。然而，道路的艰辛并没有浇灭市川的热情，他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长野与东京。政府并没有给市川划拨经费，老爷子完全是自掏腰包，结果耗尽了家财，家人生活因之而艰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载努力，市川提出了最终方案。次年，政府基于市川方案统一了日本量尺，并颁布了度量衡法案。

市川是一个乡野老农，他能得知建白制度、能撰写调研报告、能会见宰辅重臣，在近代东亚这事只能发生在日本。若没有畅通的政令渠道，他不可能得知建白制度；若没有良好的寺子屋教育，他不可能撰写调研报告；若没有清明的政治环境，他不可能会见宰辅重臣。日本在近代的崛起绝非三五英雄的豪情壮举，而是全岛才俊的倾情演绎。日本在维新前所具备的商业基础、人才储备和自治能力是同时期的中国难以企及的，这也是中日异途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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