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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