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欧洲的和平”——19世纪头30年的英国政治家曾这样形容他们心仪的欧洲大陆均势，不过这种均势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从那以后，欧洲诸国的权力与法统基础开始受到动摇。

各国统治阶级必须努力证明他们不是倚靠世袭血统，而是依靠他们在纷乱国际局势下的治国之能而存在，这体现在为百姓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以及发展近代工业来满足社会需求上。急剧膨胀的人口与迅速推进的工业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从英国布里斯托尔湾一直到波兰维斯瓦河口沼泽区，各国统治者普遍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奋斗，以求受到内部阶级斗争以及外部市场竞争而波动的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德国也不例外。

1871年，英国政府忐忑不安地发现，欧洲大陆均势已因德国打败法国而被无情地打乱。在德法激战正酣之际，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对过去十年里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所称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为，挑战了大英帝国对欧洲的一向主导，也打破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准确预见未来形势，但是随后的历届英国政府包括他本人对新德意志的看法都过于乐观。获授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出任英国首相后，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尔干秩序的柏林会议时，对俾斯麦的忙前忙后表示感谢，俾斯麦也回敬道：“这位犹太裔长者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彼时英国政府陷于与逼近印度的俄国在中亚的博弈中，而且还在非洲问题上与法国纠缠不休，不过，德国的居中斡旋使列强在1884年于柏林举行的瓜分非洲会议上得以划分彼此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存在这些合作，俾斯麦和他的英国对手们却从未达成足够多的共识，以实现形式上的和解。俾斯麦竭力阻止他所担忧的“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其间英国资产阶级实现对英国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改造）在德国的出现。对俾斯麦以及他所出身的阶级而言，议会制政府在含义上便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他们把议会固执地看作是分裂、虚弱、无力组织国家力量的化身。德国暴露在欧洲的中央，而其最终控制权又握在一个军事专制政府手中。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大相径庭，英德两国的默默合作在俾斯麦治下及其身后数年都进展顺利。德国霍亨索伦皇室与英国汉诺威王室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形式上保障了德英两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合作。维多利亚女王这位“欧洲人的祖母”，也是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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