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圣之道，百家祖述，迄于魏晋，其脉渐穷。后王负救时之誉者，曹公武侯以降，无不意态萧瑟，有抱残守缺之态。政令猥杂，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执着国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复得。自仲长统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经复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长夜。究其细故，衰周诸子定策，犹如摩西遥指迦南，有志未遂，实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黄老、杂霸、醇儒，次第登场，信用相继破产。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难掩，殊非“世无明王，途穷而后见吾子”自解。怎奈兵农钱谷之俗务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乡愿之“中道最大公约数主义”[63]填之。人类绵衍景长，端赖礼乐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愿景。文明之衰，无不自士人之道穷始，犹日之淹，犹根之枯，寒霜虽远，枝叶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绝而已。魏晋六朝，其太阳澌灭、阴影淹没大地所需之八分钟欤。

江左绍绪，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旷日持久之道统政统退化史。上承东京胜流之文治政权，下启建邺陈家之战斗政权，其间则为坐食遗德、日渐萎弱之清流政权。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时时暴起，以霸术行兴奋剂政略，再四沦入清流名士柔性规训之手。曹魏、刘宋为其显例。每经一度霸术，必有片刻师武臣力之壮，而后继之以长久之虚脱，终至颓势甚于前朝。文治愈浅，则政统愈弱；霸术愈甚，则建邺政权愈有朝不保夕之叹。梁陈之变，陈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径以无名编户之家姓为国号，破亘古易君，封号须据历史资源之成例[64]，汤因比所谓“内部无产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圆满。陈亡，禅代政统所籍之汉魏故事亦亡。汉玺历新莽汉魏晋宋齐梁自若，独亡于侯景之乱[65]，为法统丧败添一注脚。或曰宝物存废，出于偶然，此不思之论也。设若继统政权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伪之玺复出，一如董卓孙坚故事，信之则真，谁复泥其所自？吴儿无玺而帝，不以为憾。政治社会不以为怪，亦无以玺为据自命正统者出，其间透露信息已颇可观。若非强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乌得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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