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归国，坊间传闻携带巨额捐款。张季直（謇）庆曰：孙先生于列国信用素著。孙则辩称：唯有革命精神耳。临时政府罗掘俱穷，乞灵于押汉冶萍。清议哗然，以辛亥民军起于保路。川汉路未复，先弃汉冶萍，何以自圆其说？[6]

孙氏让国，实际意义即为奉送烫手山芋。袁之筹款术，亦不过以（较后之西原借款）苛刻条件求五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填各省军需无底洞。民党多数派以宪政程序反对熊阁擅借外债，而自身亦无开源节流之术。实则有效者莫过裁军、文治二项。黄留守销兵、黎都督辞位，皆系配合举国各党共识、取誉媒体。此即胡适“立宪本系舆论政治”之良性反应，非项城个人权谋能致。

宋案横生，法统垂。武夫渐执国柄。然北洋老将尚守罗罗山（泽南）、曾湘阴（国藩）遗轨，文主武从、敬事士人。虽有兵争，不脱襄公竞技性质。扰动社会不深。文武决裂、国事大坏，始于五四。初，曹润田借日本怀柔外交之势筹款。其于北洋团体，不可谓无功。诸生受林长民唆，混“知日”、卖国于一谈，竟毁曹宅。徐菊人畏清议，免曹职。段氏（西原借款首要受益者）怒，以总统受北洋推戴，竟至于无是非若此。

东海（徐世昌）勉从，羁押诸生。自是直皖决绝，北洋解体。羁押一事，开军人（流氓无产者）凌驾长衫之渐，冒犯士大夫阶级尊严。宋明以降，南士独擅科场。文武之争、南北之争错杂，面子撕破，渐趋极端。三·一八、邵飘萍、林白水诸案绝难见于老袁当国期，以彼尚欲右文抑武之故。洪宪改制实为削藩，是以诸将多违命，否则区区一松坡（蔡锷）何能为。软禁章氏，已属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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