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集体动员，以淹没战术卫国，叶督、端王先后尝试。创深痛剧，而后有同光自强二十年、立宪共和二十年，大类医学所谓“免疫保护期”。期满则旧病复发，再度寄望草根民气能为官军之所不能。国府革命外交，即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学动员民众，胁迫外人。官府可收其利而不负其责。省港大罢工、籍教会产业学校、收英租界，用于无心开衅之英美，颇获其利。国府政治神话树于民族尊严之上，实难自退而无损于合法性。北国之排日韩侨民、抵制日货，亦有实效：去敌侨四分之三，敌国企业（含从未亏损之满铁）全线亏折。围侨抵货皆以党部主持，群众出头。遇外使交涉，则曰民众自发。文明抵制，天衣无缝。倭人苟如英帝之尊重程序正义，唯打落牙和血吞、黯然自去耳。不幸东邻之喜好实质正义，不下华民。于是，兵祸数起，日方皆以停止组织反日民运为基本条件。国府虽受左派“不抵抗”之责，但却从未放弃此唯一可靠之报复方法。日方据此认为国府口是心非、“无诚意”，终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革命外交之必要代价，即为党部有权控制司法、传媒、教育及多数民间社团，令其步调一致。胡适、新月诸公深恶之，“民族主义反动五四新文化”实系革命外交舆论动员必然结果；胡展堂（汉民）、居正领教之司法独立，皆系同一社会工程产物。无此组织控制，民众运动必为散沙，此起彼落，终无实效。何况民间未经操控，其反帝诚意之有无大小，原本亦不易确定。民族主义实不曾逾越新学士大夫群体范围，民众被代表而已。老舍在鲁，见证乡民甚爱日货价廉物美，唯畏官威而勉从。美南州农区爱英帝廉货而抵制北政府关税，亦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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