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立国形势，坐北凌南。满蒙乃天然大后方，江东隐为敌国。自日俄开衅，腹地后方一变为前线。圣祖手定之“因俗而治”一变为“废旗置县”、开矿劝商、抽丁练军，渐同内地新政。蒙王怨离。枢庭以京库铁路应之，一期工程即詹天佑京张铁路（张家口衔接蒙汉，如格尔木纶带藏汉），二期工程张（家口）库（伦）段拟于宣统三年修建，可谓命与时争。革命军起，蒙藏乘之。赵尔丰、三多之改土归流策功亏一篑。

新政与民争利，新军、新学皆财政无底洞，劝业路矿多由官商，国民皆困而彼独富，量出为入，赤字以间接税补齐，盐课加四成，铜圆贬七成，杂派未计，民生安得不困？清季民变蜂起，实与新政相缘，先进省（如两湖）最盛，未可笼统责为政治腐败，盖纯农业边远各省受扰反轻也。唯一确能赢利者，仍系满蒙垦荒旧术。主事之西林、东海[7]皆曰“天下大利莫如农”。以庚子后财政饥渴，绝无任何力量能阻止官民共利之垦业。关东尽齐鲁，蒙疆入三晋。盟旗有朝不保夕之心，非行孤注，关东、安西之改立行省必为蒙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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