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规模南北战争的先例。此时的吴主孙皓也许以为有长江天险可恃，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兴土木，而对大臣们的规劝之言则完全不予采纳。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中书丞华上疏：“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吴主不听。中书令贺邵上疏谏曰：“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愈损而祸至。”吴主深恨之。

鉴于吴国的内政日益紊乱，西晋的重臣们纷纷请愿出征。公元276年，征南大将军羊祜上疏请伐吴，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夫期运虽曰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随后又列举了四个有利因素：一，江淮之险不及剑阁；二，孙皓之暴过于刘禅；三，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四，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仅如此，羊祜还对吴国“将疑于朝，士困于野”的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吴国军面当时的心理状态，即：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他在这封奏疏的最后提出了具体的平吴方略，即多路出击，令其首尾难顾。

虽然晋武帝司马炎完全赞同羊祜的主张，但是朝中大臣多以秦凉为忧，因为鲜卑秃发部首领树机能当时正在那里兴风作浪，附议者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以及中书令张华，所以朝廷未能即刻采纳羊祜的建议。好在朝廷力量强大，树机能不过是肘腋之患，所以大举征吴的准备工作一直也没有停顿。但不幸的是，羊祜此前已经作古，他在临终前推举杜预接替自己，承担平南之重任。而担任益州刺史的王浚也不失时机地上书请战，并说自己“年已七旬，死亡无日；造船七载，只求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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