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峤辅政本是众望所归，但是他却执意归政于王导并返回了武昌，陶侃也因为江陵偏远而移镇巴陵。王导本来还想对路永等人的反正之功进行嘉奖，结果因温峤反对而作罢。陶侃也不失时机地对自己的下属益阳侯湘州刺史卞敦提出了弹劾，指责他不赴国难、拥兵自重，而且拒绝为前线提供军粮，因此要求朝廷将其押解京师问罪。但是王导却坚持认为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于是便将其调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羞愧难当，称病婉拒；王导再次对其加恩，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卞敦更加无地自容，很快便抑郁而卒。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评论：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斯！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潘太史认为，司马光的话听来铿锵有力，实则百无一用。坐观成败固然有失臣节，但总比苏峻、祖约等人公然造反要好得多。东晋的建立与秦汉两代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所以王导“网漏吞舟”的施政方针基本上还是可取的，问题在于对程度的把握上尚存瑕疵，有时会有“宽大无边”之嫌。庾亮假如在建康城破之际一死了之，苏峻或许便会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目的，意气用事的结果很有可能造成亲痛仇快的残局。文丨革丨后期，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中联部部长耿飑同志因工作不顺心便想提出辞职，周总理则是这样告戒他的：：“人家要你走，你偏不走；人家要你倒，你偏不倒；人家要你死，你偏不死”！总之，政治斗争必须时刻以大节为重，司马光之流的腐儒愚见是万万不可听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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