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峤辅政本是众望所归,但是他却执意归政于王导并返回了武昌,陶侃也因为江陵偏远而移镇巴陵。王导本来还想对路永等人的反正之功进行嘉奖,结果因温峤反对而作罢。陶侃也不失时机地对自己的下属益阳侯湘州刺史卞敦提出了弹劾,指责他不赴国难、拥兵自重,而且拒绝为前线提供军粮,因此要求朝廷将其押解京师问罪。但是王导却坚持认为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于是便将其调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羞愧难当,称病婉拒;王导再次对其加恩,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卞敦更加无地自容,很快便抑郁而卒。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评论: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斯!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潘太史认为,司马光的话听来铿锵有力,实则百无一用。坐观成败固然有失臣节,但总比苏峻、祖约等人公然造反要好得多。东晋的建立与秦汉两代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所以王导“网漏吞舟”的施政方针基本上还是可取的,问题在于对程度的把握上尚存瑕疵,有时会有“宽大无边”之嫌。庾亮假如在建康城破之际一死了之,苏峻或许便会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目的,意气用事的结果很有可能造成亲痛仇快的残局。文丨革丨后期,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中联部部长耿飑同志因工作不顺心便想提出辞职,周总理则是这样告戒他的::“人家要你走,你偏不走;人家要你倒,你偏不倒;人家要你死,你偏不死”!总之,政治斗争必须时刻以大节为重,司马光之流的腐儒愚见是万万不可听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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