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认为郭默骁勇难制，便以朝廷的名义宣布大赦并正式任命他为江州刺史。陶侃获悉后勃然大怒，当即致书王导质问道：“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王导答曰：“郭默据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包涵隐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潜严；俟足下军到，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潘太史曾经在《通鉴指要中对王导曾有这样的评价：东晋之立，王导固有佐命之功，亦有不卸之罪！施政宽而无法纪，待人善而无敌我。十余年间，内乱横生，未必非此公之罪也。但是在经过一番仔细推演就会发现，王导“网漏吞舟”的作法完全是出于无奈。处于乱世当中，稳定政局最可靠的力量当然是军队，东晋王朝在掌握军队方面可谓是先天不足，而王导本人的才干在于理政而不在治军，所以他只好在诸侯之间施展纵横捭阖之术。其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文丨革丨初期，由于老人家完全控制着军队，所以对付文官集团显得游刃有余。当“九一三事件”暴发以后，毛主席由于错误地自毁长城而不得不向反对派让步，虽然他明明知道“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但仍然不敢与之彻底决裂，反而要为自己以及文丨革丨派预留一条出路，这才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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