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2-11 15:45:51

【中国知识分子道统的重建】-7

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演变

百年以来，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旧道统的传承。失去了旧道统，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时间越久，知识分子也就越缺乏对自己思想的自信。更何况百年以来，“到底路在何方”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有谁能够超越时代而得到真知呢。时至今日，不也还在探索吗？十八大以前，是走权贵道路、还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一直在激烈角逐。十八大之后，仍然会继续角逐。如此复杂的形势，如此混乱的前途选择，知识分子也是人，既然没有道统可以坚守，自然而然就会为利益而奔忙。形势比人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亦难哉。

回首百年，失去道统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泯然众人矣，不复宋明时代卓尔不群的风度了。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在殿堂之上，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办洋务运动，有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搞变法；在江湖之远，有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秋瑾等人搞革命；有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办教育办报开启民智。“铁肩担道义”的传统精神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也是推动他们探索的内在动力。他们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则包含新旧、东西方这种文化思想，他们办法虽不同，目标却一致，都是富国强兵，救济时代，挽回危局。

当时的中国面临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深刻危机。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历史上所传承的道统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家国情怀、忧国忧民的担当、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仍然保持家国情怀，但不再坚持孔孟之道的道统原则。五四运动是西风东渐的里程碑式文化革命，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完全抛弃了旧的道统，他们的探索，是从抛弃旧的道统开始的。从此，旧的道统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尊崇的价值原则，大家开始去探索新的、开放式的答案。

从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有一种很普遍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前期代表人物是鲁迅，后期代表人物是王小波等人。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心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一个文化谎言。

批评者的有一个前提性假设是：只有改造国民性，才能改造国家。

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目标对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都是他们坏的事。批判者往往疏于从自身、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去反思，看看自己是否没有承担起应尽的指责。

这种“一切都是人性的错”的国民性批判，折射出知识分子软弱和缺乏行动力，也是对五四精神的曲解。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在艰难的斗争中丧失信心、沦为投降派，有可能是向拿枪的敌人投降，也有可能是向“普世价值”投降。归根结底，他们缺乏对国家的理性热爱和对中国文化的内在自信，一味从“文化决定论”入手，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国民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缺乏长期吃苦、下苦功夫搞建设的坚韧性和实干精神。

这种简单化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不仅不能深刻地影响和改造中国的现实社会，反而会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与大众和现实的分离，因为社会大众关心的是现实中的问题，要赶紧行动起来去解决现实中的实际困难，知识分子恰好忽视了这一点。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失去了大众的支持，这种思想必定沦为空想，甚至连“国民性批判”本身也失去了任何意义——一味的口水救不了国家。

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批判，也反过来使知识分子的内心日益孤立和精神上更加孱弱，走向失败主义，最终开始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

知识分子应该立足本土现实，进行自我批判，加强实践精神。不仅要着眼于怎么说，还要关心现在应该怎么做，只有“知行合一”，才能让思想健康、行动有力，让思想指导行动，在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用牢骚萎靡自己的斗志、又对别人没有任何帮助。

自从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后来居上的“普世价值派”，显赫一时。普世价值派认为，知识分子要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就是今天的“道统”。

可惜，他们没有把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的本质特点真正看清楚、搞明白。正如前苏联在如日中天之时，主张“输出革命”一样，“普世价值”本身就是欧美国家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工具、以及军事打击的借口，是欧美国家伪善的双重标准。“普世价值”和“输出革命”异曲同工，同质异形，都是政治手段，哪里能给别人带来文明富强。

“普世价值派”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的不普世的东西。他们从来不能理解建国初期几十年中，高积累、低消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决定性意义，不能理解两弹一星对于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普世价值派的愚蠢有时候非常出人意料。也就是说，他们比你想象的还要蠢，要多蠢，有多蠢。

易中天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当然，我说的只是汉族。”这就是易中天这样一个文化学者的成色。

以普世价值为旗帜，很多人卖身投靠，成为“香蕉人”或“带路党”。陈志武是香蕉人，易中天之流倒是可以在“带路党”的道路上混碗饭吃。

与这种“国民性批判”和“普世价值派”相距最远的是科学技术层面的知识分子。他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一种契而不舍的工程师精神，踏踏实实地学习应用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代表人物就是钱学森、邓稼先等人，他们的成果就是两弹一星，就是航母、舰载机、北斗系统、航空发动机、通信网、桥梁、高铁等。他们似乎不关心文化论证，似乎不关心普世价值，却给我们奠定坚实基础，使我们有机会来完善上层建筑。离开了“产业决定论”，一切单纯的文化建设都是扯淡。

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分隔开来，评判谁是谁非，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其实，“国民性批判”、“普世价值”等各类知识分子，也都说出了部分真理。他们的问题在于“绝对化”，良莠不分、敌我不分、内外不分。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融合到一起，再结合旧的道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未来知识分子的新道统的内涵，似乎已经隐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