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其次，是以“因敌转化”、“释远谋近”为核心的战争指导理论。兵家重“因”，自孙子以下，谈“因”者屡见不鲜，如孙子讲“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讲“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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