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日期:2012-06-09 20:10:17
批:
大夫当即严词反驳了文学们的谬论,指出秦的灭亡并不是商鞅政策的错误,而是以赵高为首的奸佞权臣作乱的后果。并用当时流行的《春秋公羊传》的话来说明执政者的领导作用是非常大的,之后用相土、周公、裨谌、子产等历史名人来说明——只有伟大的领导人才能制定伟大的政策,并且政策的维护需要不止一代人的维护才能屹立不倒,即“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大夫对文学们的故意混淆是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虽然在这其中有点夸大了领导人主观的作用,忽视了政策得以生效的客观环境;但考虑到当时古人的认识水平和辩论现场的激烈气氛,大夫的这段辩驳还是相当有力的,言简而意赅。另外,大夫的话也表明了一个道理:制度的确立不仅需要创立人、更需要接班人的维护和发扬光大,“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从历史上来看,同为法家的商鞅和吴起、虽然他们都有相似的个人悲惨结局,但不同的是商鞅在秦国变法被成功保留了、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却是人亡政息。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国的变法被秦惠文王等后来人所保留和继承了;而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就被后继的执政者们所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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