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只有一个而已。仁、义、礼、智是性所具备的性质，聪、明、睿、知是性的资质，喜、怒、哀、乐是性的情感，私欲和外气是性的蔽障。人的资质有清有浊，所以人的情感有的过了，有的不及，而障蔽也就有浅有深。私欲和外气是同一种病症的两种痛法，（穷其根源），不是两样东西。前面所说的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诸君，都是本来的材质就美好的人，自然就暗合圣学之道，虽然不能都称他们为“知学”，都称他们为“闻道”，但是自然而然，他们的才学也都离圣学之道不远，假如他们真能做到“知学”和“闻道”，那他们就可以跻身于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流了。像文中子，又不能说其是“不知学”了。他的书虽然大多出自他的徒弟之手，并且也多有记述不当之处。但是观其大略，也是颇有可观之处，只是现在距文中子的时代太遥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能凭空臆断文中子学说所达到的境界。良知就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是这样，就算普通人也无不如此，若是没有外物和私欲的牵累和障蔽，只循着良知的生发处去行，就没有不合道的。但是普通人多为外物和私欲牵累蔽障，不能循良知而行，像上面提到的诸位前贤，天生的材质已经很清明，自然外物的牵累和私欲的障蔽就少，那么他们良知的生发处自然就多，也就自然距圣学之道不远。求学的人学习遵循这个良知就行了。所说的良“知”，就是知道专在学习遵循良知。上述的前贤虽然不知道专在良知上用功，有的在岔路口彷徨，有的在光影和杂音中迷离，所以他们对道的把握有时吻合，有时偏离，而没能达到纯正如一的地步，如果知得良知之学，就是圣人了，后世的儒者认为这几位前贤只凭自己的气质行事，难免会失于“行不著”与“习不察”，这样说也不过份。但后世的儒生所说的“著”、“察”，也仅仅局限在狭隘的见闻，蒙蔽在沿袭的谬见，对圣学之道中的一鳞半爪进行东施效颦般的模仿，尚且不是圣学之道中所说的“著”与“察”，如此又怎么能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呢？所说的“生知安行”中的“知”、“行”二字也就是从用功上说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称之为是“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更需要用心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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