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19 10:43:14

五

西方法学家一直在告诫东方，不要单纯去指责一个贪官，而要问责那个产生贪官的腐败体制。

是的，刘知几没有在意武三思或宗楚客，而是深刻看出了唐朝修史之中出现的制度性问题根源。

问题就出在统治者对修著历史者的强权干涉。

隋代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唐朝改为著作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而且，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史官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馆修史的积极意义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集众家之长，集思广益，有助于纠正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

带来的问题却很多。刘知几在《史通》中严厉批评了设馆修史存在的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实录直书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弊端。清初设馆编纂《明史》时，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是受到了刘知几关于修史的方法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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