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19 10:43:14
五
西方法学家一直在告诫东方,不要单纯去指责一个贪官,而要问责那个产生贪官的腐败体制。
是的,刘知几没有在意武三思或宗楚客,而是深刻看出了唐朝修史之中出现的制度性问题根源。
问题就出在统治者对修著历史者的强权干涉。
隋代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唐朝改为著作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而且,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史官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馆修史的积极意义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集众家之长,集思广益,有助于纠正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
带来的问题却很多。刘知几在《史通》中严厉批评了设馆修史存在的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实录直书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弊端。清初设馆编纂《明史》时,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是受到了刘知几关于修史的方法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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