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讲：“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清代之麻将正是脱胎于明代之马吊（一种纸牌）。可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有赖于“国字”将不同地域的口语联接起来，字无分东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识之物。“叉马雀”、“打马将”，称呼其实都大同小异了，会玩麻将，至少也算个中国人的标识。方言愈是天差地别，愈是凸显国字的功用。没有文字的语言可借助国字记录信息，却不必放弃母语，方言与共同文字并行不悖，这很了不起。

要否定中华文明，必得推倒汉字，如此，汉字便要从文明的先锋变成毒物。据说字母书写有助于古希腊人读写能力的普及与思想启蒙，而“方块字”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此说实经不住历史细节的拷问，其实该反过来思考，是读写教育、书写工具以及文化传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尝不需教，岂能无师自通？我们必须认清，字词总是频繁地被时代赋予新义，而非作为毒瘤拖累着口头表达。语言的不断演化注定汉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虽看似滞后，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质地属性方面，然而书体的演进已充分证明笔划乃由人定，僵化的从来是人，而非文字，否则如何解释周人新创文字，以及后来古壮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等对汉字的仿制与租借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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