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贵的是，这位齐太公懂得发挥资源优势，他努力向滨海推进，打开了通向太平洋之门。吕尚曾帮助周人确立早期的财经政策与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下》：“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以支撑对外战争。为发展齐国，他在农耕部族的“节流”性格里注入了“开源”之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于是有了非凡的气象。从一个根基薄弱的军事据点到一个地大物博的强盛邦国，吕尚为齐国充当春秋首霸而仲裁东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实利主义的风格也使齐国成为善于改革求变的国家，那所谓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正可作如是观。

周公与召公一直留在朝中辅政，改派儿子去封国主政。相比姜太公，鲁国的伯禽得其父周公心传口授“利而勿利”，秉持公心，凡自以为能利民处便当移风易俗，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故成效较慢，但也为“地狭民众”的鲁国日后成为礼乐基地奠定了基础。《吕氏春秋》以“后见之明”总结了齐、鲁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及其主宰的国运——齐“尊贤上功”，虽得波澜壮阔，终以王室易姓收场；鲁“亲亲上恩”，僵死的家天下，不温不火，实坐以待毙。如此明显的是，齐国八百年深厚的家底有助于他在秦邦十年吞并战争中坚持到最后。

浓厚的滨海气息，有助于齐人形成豁达足智的性格，尤其是渔人，他们为了将闪躲迅捷的梭鱼，或性情凶猛的蓝点马鲛送入市场，必须练就娴熟的捕捉技巧与快速的应变思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此乃经验之谈，这既是齐太公之遗风，也是齐文化之心诀。后世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吕尚是“东海上人”，这又是一美丽的误会，可若非他见惯风波，又何以能参透鱼类的机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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