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15 01:54:51

9.3工商城市

《左传?隐公元年》有言：“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一条尚未遭侵犯的“先王之制”，其中的“国”显然指天子脚下的京都。

“都”本指大城，汉以后才指国都；而“邑”指小城，质而言之，有先君宗庙的叫做“都”，故“都”、“都会”都可指诸侯都城，而没有先君宗庙的城叫做“邑”。《说文》绕了一个圈子——“邑，国也”，“国，邦也”，“邦，国也”。“邑”与“国”在原始意义上都是聚落，《释名》：“邑，人聚合之称也”，《尔雅·释言》：“里，邑也”，《说文》：“里，居也”。故“十室之邑”的小村庄与“城邑国家”一说都是合于历史真貌的。

春秋以来，周天下工具翻新、私族兴起，市场活跃，人口膨胀，城镇增长，郡县推广，都对宗法封建制的治理机构、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体制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其中旧的等级采邑制度若一成不变，城镇“逾制”则不可避免，“百室之邑”，起初本不容易，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渐成普遍，而“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更在后面。近世国人常将西方中世纪城市兴起视为“高歌猛进”，然经细细比较发现，如布鲁日、汉堡、伦敦等商业中心，其人口少则数千，多亦不过数万，在战国都会面前，皆黯然失色。而米兰、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超级城市，其人口均在十万以上，但与临淄三十万人口（保守估计）相比，仍是相形见绌。周天下的君主与贵族皆注意到城市这一新兴势力的崛起，以之为重要的争夺目标。鲁国便有著名的“隳三都”运动，韩非子也指出，“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春秋是一个国野系统解体的大时代，而战国是城市体系逐渐明确的时代，城乡之别至此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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