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几个就赶忙回到仓库内继续打捆，直到周干来把我们带回监室。晚上，我被叫出去了，老子晓得要被盘问了。在管教办公室坐了好几个管教，另外还有几个穿便服的（外面的刑警?）一个管教问我“下午你们在仓库劳动，听见外头有啥子没得？”我一看他的警服，肩膀上三杠三星，晓得是个大官（可能至少都是看守所副所长那个级别的），再仔细揣摩了一下他的问话：“听见”，不是“看见”。老子心头有点谱了，说“没得啥子啊 。。。我们下午任务多，忙得打转转。。。没有听到啥子”有一个穿便衣的看着我问“真的没得啥子？你再好生想一下！ ”我狠了下心，说“没得！ ”

这个事情后来在我要刑满释放的时候周干才给我说，幸好当时我咬死说啥子都没有看到，不然连他都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劳动犯出监室劳动，是一定要有管教带着的，不然就叫

“脱管”

。没有出什么事还好说，出了事就是“监管事故”。当时周干是溜回管教办公室睡午觉去了，如果他在场的话，虽然他不是分管车队劳动犯的，但毕竟是管教，车队那几个太保再怎么也不敢当着管教的面把看守所的工人打成重伤（算是很严重的刑事罪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周干或多或少都有点失职的关系在里面。（有TX可能会问武警的问题，但是武警和公丨安丨毕竟是两个系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犯人逃跑，监区内部的事情他们一般是不会管的，那是公丨安丨管教干部的事情。武警巡逻的时间也是有规定的，他们不可能24小时都能看到监区内部的情况。而且在“没有GongAn要求的情况下”，武警好像是不能带枪进监区的）

这个事情对我的心理影响实际上相当大，这几乎是老子第一次在面对“重大问题”时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是以前在大学的脾气，我可能多半都会老老实实的说。但是现在，的确，已经成熟了太多太多了。宁夏街的这半年，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对性格的改变也相当大，后来很多人都说光看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我是一个搞软件的。男人的人生中，苦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又过了两周，唯一一次接见来了（判了刑的可以申请见亲属）。我本来给我妈写信说下个月就要放了，没有必要接见了。但是妈妈回信来说还是非常想尽早看到我，让我申请接见。接见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是2000年7月18日，因为那天下了瓢泼大雨，而我妈撑着雨伞，浑身淋得透湿，一大早就从大姨家来了宁夏街。

当我在接见室隔着铁丝网看见我妈时，内心猛地疼了一下。我怪她不该来，浑身都淋湿了。妈连声说没事没事，能够早点看到你也好。我轻轻点下头。妈妈接着又说家人都还好，叫我不要担心，安心改造，不要在剩下的这20多天出什么问题，要平平安安的出来。还说父亲工作太忙，大姨身体不好，实在不能来，叫我不要埋怨他们。我问“妈，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她说“没得事，我等会儿出去就在人才市场门口吃碗面，那儿面便宜，才两块五。。。对了，我刚才已经给你存了500进来了”我忙说“还有200多，够用”，妈妈说“你把钱拿到嘛，出来了那天就在八宝街上好买两件衣服来换了，你看你现在穿的是啥子哦。。。”

接见完回监室后，花狗给我说“你老妈对你还好哦，下这么大雨都来了！ ”我故作满不在乎的说“喊她不要来她非要来，简直麻烦！ ”然后趁人不注意，一个人走到里间，把脸埋到臂弯里，因为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妈妈，亲爱的妈妈。。。儿子，不孝啊！

快要刑满释放的时候，某天经过302，死皮哥把我叫住，告诉我成娃儿已经又被送到宁夏街来了，不过在2巷道那边。某天杨干找他谈话乱摆，“无意间”告诉了他成娃儿在2巷道的监室号码。于是死皮哥让我争取找机会带个话给2巷道那边的某位老大，把成娃儿狠弄一顿。几天后2巷道的劳动组下料，东西太多，我们管教带我们切帮忙，我悄悄咪咪找到一个2巷道劳动组围子上的人，给他说死皮哥带话过去。过了一会儿，那娃发料回来后小声给我说“搞定了，绝对要弄瓜！ ”我轻轻笑了笑。后来杜强好像是取保出去了，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他大概是在我释放的前一两周放的，走出3巷道的时候我们劳动组正在巷道门口装车，他还偷偷和我告了别。

离释放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最后的几天，我反而很平静了，不再像刚刚判决下来时那种天天数日子的急切心态。到了释放的前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已经关了这么久，不可避免的对外面已经有了陌生感。不知道出去会后怎么样。以至于根本不敢去想。。。

在入狱半年后，2000年8月初，我终于走出宁夏街第一看守所的大门。站在一道门的里面，对着武警喊了最后一声“报告！ ”，然后走出了铁门。站在看守所门外，我觉得阳光都有点刺眼，而且猛然扑面而来的自由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街上树德中学赶着去暑假补课的中学生嘻嘻哈哈地往前跑去，我慢慢地走在这条早晨的街道上，旁边的人一看我那个穿着像民工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刚放出来的，纷纷避开我走路。

在八宝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打了个电话到广州。程璐的手机已经换号，办公室电话打过去说是她已经调到到省局了。我赶忙又打了一通电话，很费了番周折才查到程璐在省局的办公室电话。是个小mm接的，我说“我是程璐的同学，她在吗？”小mm说“不在，去深圳开会了。你有事的话就打她老公的电话啊！ ”我呆住，心一下子掉到了无底深渊，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她。。。她结婚了？”“都结婚好几个月了，你不知道啊？你不是她广州的同学吧？。。。”我默默地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在街上，半天起不来。

我成都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住的地方了，到了郊县我父母那里，安顿好之后，我想了半天，给大傻打了个电话过去。他一听是我就大骂“我操你丫怎么回事？跑到北京去了怎么不告诉我？连胖子都不知道！ ”我茫然，一问，才知道程璐看我过了春节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打我手机根本不通，于是只好给西安的大傻打电话问知不知道我的消息。大傻有我成都家里的电话，打过来后，我家人可能也是觉得难以启齿，就只好说我去北京一个软件公司上班了。大傻就给程璐说我已经去北京了，不会再去广州。我默默无语，知道已经完了，永远不可能了。。。。

May 1, 2005

接下来我妈给了我2k多，说是只能拿出这么多了（打点关系几乎已经把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掏空了，而且我妹妹还在上学，还需要学费），也不敢再管我了，随便我去哪里都行。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再给家里添麻烦就行了。我父亲默默地说“。。。注意安全，不要再出事了。。。再出事，家里也没有能力再管了。。。”我看着老汉儿的头上已经有了很多白发，脸庞半年之内就苍老了很多。我没有说太多话，给父母小声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从郊县回成都来后，我到了我家在西边的那个空房子，在一个居民区里面。我拿着我妈给的钱买了张小床和一把椅子，再买了点锅碗瓢盆衣服床单等东西，准备先住下来再说。安顿好之后，数数钱，只有1k多了。我当时想去北京，但是想想钱肯定不够，而且也可能没有去年独自去北京那么好的运气了。想了一天之后，决定先在成都呆段时间，挣点钱再说。

同时最要命的是我发现我的毕业证那一摊子证件全部弄丢了，可能是出了事以后我妈去宿舍收拾我的东西时错失了，她们当时应该是心急如焚，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证件的事情。幸好当时身份证升位（15到18），我赶忙拿着户口去派出所领了个新身份证。回来的路上仔细想想，妈的必须要去做一个假的毕业证才行，不然根本不可能找的到工作。于是打听到在成都只有西南财大有我的那个专业，就去火车北站做了一个假的西财的毕业证。结果那个“抱小孩的妇女”把老子一再叮嘱的专业写错了，写成了计算机软件（会计电算化），晕！无他法，只好接受。然后再去太升路花300大元买了个很差劲的二手手机（找工作没电话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