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福生来找范胜轩,除了把上一代人的亲戚关系接起来外,还有一个电池项目的事:
“现在日本宣布在本土不再生产镍镉电池了,所以我想,这些电池的生产基地一定会要转移。”
“你是说它会转移到中国来吗?”
“这倒不一定,但我们可以积极去争取,如果动手快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深圳生产电池。”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的?” 范胜轩看着史福生那年青的面庞,有些警觉地问道,他很担心史福生被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迷惑了。
“我在图书馆的一份《电池工业》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公开的消息,还有价值吗?全世界多少人知道这个信息呢?”在范胜轩的眼里,公开的信息价值不大,因此他才发出这种疑问。
史福生摆弄着手里的茶杯,想了想说: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才觉得这个事有些意思,而且我们来做这件事也有一些特殊的优势。”
“你比别人能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呢?”
“成本啊,我比别人有成本优势,你要知道,我们和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合作,就可以自制很多生产设备,这样我们的固定投资就比别的厂低多了,我算了一下,我们建立一条生产线只要一百多万,而进口日本的同类生产线则要好几千万,这样我们每一个电池里面的设备折旧,就可以比别的厂家小多了”。
“我倒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生产线能做到那么便宜呢?”对电池这行,范胜轩一点也不熟。
“咱们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电池生产线里面,最昂贵的是自动包装设备,日本人为什么要用自动包装呢,因为他的人工贵。但是中国的人工便宜啊,和日本相比,简直是太便宜了,所以我根本不用自动包装,全部改用手工包装。而且手工包装还有一个优点:如果产品品种要更改时,只要把每个工位上的装配指导图换一张就好了,生产线不用做什么改动。”
“既然你认为这些是你的优势,那么我问你二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他们自己不搞呢?二是如果你依赖的是人工便宜,这只是相对日本而言的,其他的中国人也不笨,你看到了这一点,另外的人就没有看到,如果大家都搞起来,你又怎么办呢?”范胜轩并非要故意为难史福生,他只是作为一个创业的过来人,从他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史福生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就不用提了,研究总院是一个国营事业单位,他们虽然有些技术,但对产业化并不很感兴趣,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个人发明的东西。正因为考虑到第二个问题,所以我才觉得必须动手快。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依仗生产线的设备价格优势,产品一出来就把价格放得很低,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门槛,让那些后来者不敢轻易杀入这个行业。然后我再很快地把生产规模扩大,争取达到一个最佳的经济产量,到那个时候,我的竞争优势就非常稳固了。”史福生很激动地把自己的构想,全盘说给范胜轩听。
这一天晚上,虽然这二个人是在讨论电池项目,但这种讨论非常针锋相对,史福生是正方,而范胜轩作反方。应该说这二个人都是高手,而高手在过招的时候,从来都是点到为止的。史福生说了他的战略构想,并回答了范胜轩的问题后,范胜轩就已然明白,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史福生的项目是可以按照他的规划去实现的。
“从整个战略来看,好象还是可行的,但你准备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我们就从手机电池开始,这种电池的容量小,做起来很容易,而国内市场需要又特别大。我们先自己做,通过国内的手机销售渠道来卖,然后再为国际上的大手机厂,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搞配套。”王大福兴致勃勃地说。
“如果要为大厂做配套,那么象ISO认证、知识产权这些方面都得做大量的工作,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思想准备当然是有了,不过具体的工作总是可以一步步来的。”说起这些来,王大福有些随意。
“这你就没有经验了,基础的管理工作必须从开始就抓起来,否则要半路开始,那会要做很多的重复劳动。而且刚开始就把管理规范化,对企业的运转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范胜轩的肺腑之言。恒佳刚起步的时候,大家对正规化的管理都不是很熟,抱的想法也和史福生现在一样,但后来才发现,要把管理基础补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最后恒佳基本是在跌打滚爬中把管理完善化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国内的工厂基础管理都相当扎实了,后来者必须一开厂就建立规范的管理,再没有时间去交学费了。
“对,这方面您有经验,我得多向您学习。”
“你最少要多少投资?”范胜轩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我算过最起码要五百万,你想想,一条生产线一百多万,还要有开办费和流动资金。不过我已经筹了二百万,还缺三百万。但这三百万可以分批投入。”
“三百万我这里倒是有,你这个项目听起来也还不错,但我怎么说服董事会来投这个钱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完全集中力量在做和通信有关的产品。”
“那……,”史福生沉吟了片刻说:
“能不能算是借给我呢?我按照市场行情付利息,然后你们也可以在这个项目里占一些股份。”
“好,我就照这种方式去和董事会谈。”
但实际上,恒佳的董事会是徒有虚名的,因为范胜轩率领恒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他的声音在董事会中是最响的,而恒佳董事会则完全是一个“弱”董事会。因此,范胜轩说要去和董事会商量,只不过是想把事情再思考成熟一些,他就是董事会。
果然,恒佳借给史福生的钱到位后,他的电池厂按他的构想建立起来,并很快投入了运转。他的预算是很精确的,镍镉电池的出厂价比日产电池便宜了40%,这在市场上无论如何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西方人在强调品牌效应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这样不一句话:从来没有二分钱买不走的品牌忠诚。这说明价格从来都是强有力的竞争武器。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打价格战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尚不成熟,还存在较多的暴利空间,而价格战就可以把这些暴利空间的“水份”给挤干能够把价格战打好,也是需要创新的。中国人民应该为每一次价格战而欢呼,因为这些价格战使中国的商业环境更为成熟。
如果中国人把价格战打到了国外,那么世界人民也应该为这种价格战而欢呼,因为这种价格战同样也帮他们挤掉了暴利空间的“水份”,呵呵,这当然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否则西班牙人也不会烧温州人的皮鞋了。
对付价格战,短期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贸易壁垒和煽动民族情绪。前者的典型案例是:上海市政府不让湖北的富康车顺利进入上海市场,而湖北省政府则反过来,卡住上海桑塔纳进入湖北市场。后者的典型案例是:西班牙暴民焚烧中国温州的皮鞋(呜,不知道中国政府可曾出面帮这些温州商人,向西班牙政府索赔和要求惩办肇事者,这是万万不可马虎的头等外交大事。)。但这二种措施,就如同当年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一样,只能短期地保护落后,而不可长保平安。
要想长保平安,除了以价格战对价格战之外,唯有创新才能摆脱挑起价格战的对手的追咬。
史福生在建立了他的优势地位后,很快就把电池的销售额做过了一个亿。
然后,他又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1997年东南亚刮起了金融风暴,从日本、韩国到香港、新加坡,整个东南亚都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各国人民都齐心协力勒紧裤带,以共同应对这“该死的”金融危机。
日期:2009-04-23 19:52:22
早期的经济学家中,曾有人研究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土豆的消费却增加了。这一问题曾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经济不景气了,收入必然降低,那么各种消费也应该降低才对,为什么土豆的消费不降反升呢?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原来人们为了省钱,把本来买肉的钱用来买土豆了,所以肉吃得少了,而土豆却吃得比以前更多了,当然土豆的消费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