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越管得多，老百姓就越是苦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比较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情况就知道了。本人有切身体会。同一块地，同样的人种，生产力不但没提高，反而降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队里都有拖拉机，包产到户以后倒还没有多少人用这玩意儿），人不但没干得多，而且干得比以前少得多，可为什么一夜之间，以前天天吃不饱，以后却连农家养的猪都吃得比那时候的人好？这个问题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很多解释我认为都比较牵强，经济学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当官的瞎指挥，而且拒绝承认错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人只有为自己干才干得好，也是一个大原因，就象现在国有企业的死症一样。

其三，与以上两条相关，柏杨先生很推崇英雄和能人们，因为他们勤劳嘛。比如说前秦的王猛，他是个能人，有缺点大概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个人不敢苟同柏杨先生。三国时，四川如果没有诸葛亮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大概要幸福得多，史书就说，川人不喜欢打仗。这种能人实际上就是大折腾，除了让杜甫之类的失意文人拿出来意淫一下，又有什么价值呢？实话说，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英雄死一个少一个。布鲁诺的名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可悲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在下与柏杨先生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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