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作为实际的最高行政权力执行机构，同样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其实，这种对道德修养的要求贯穿于儒家认为的所有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人，甚至平民-----他们同样被要求用“礼”的方式来接受国君的治国方略-----并把这种由于国君自身道德修养而形成的“爱人的政令”以一种被称作“正义”的方法推行下去。内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辅助国君选拔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在选拔过程中，儒家认为他们应该对被选拔者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察，以免被伪装者蒙蔽。

儒家认为国君和内阁不应该过多干涉下级官员的具体行政事务，他们应该采取一种类似两千多年以后被称作“抓住大的，放开小的”的行政思想。

再次，作为国君和他的内阁的政令的执行者，基层官员们被要求必须不间断地学习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他们还被要求要满怀敬意地工作，他们还被要求不得随意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还被要求行政行为的最终决定必须经过严密的风险评估。他们还被要求不得试图尝试异乎寻常的行政方式。他们甚至被要求承认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无知----这一切对于两千多年后的那些执政官们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无疑，对基层官员这样细致的要求是基于儒家对权力高层实际行政运作并不真正清楚而导致的。即使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尽管孔丘曾短暂地有过内阁生涯，但可以合理的认为，儒家的思想家们在那时更多的是与那些普通的基层官员们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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