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问体系主要来自欧美，当时选择留学西洋的中国学生也有，但人数远不及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部分毕业生前往英国学习海军，也曾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同期间，在华教会曾选派了一些中国青年前往欧美留学，但人数不多。八十年代后，李鸿章选派段祺瑞等四人前往德国学习陆军（荫昌比之更早），人数更为有限。直至清末新政，清廷和各省均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人数有所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08年后将庚子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民国以后，此制度并未因清朝覆亡而终止，庚款留学（留美、留英等）在二三十年后结出硕果，民国的很多大师如胡适均出自于此。

实事求是的说，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日学生。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亦指出：留日学生中“已入学者半数为各省公费生，习师范、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百分之一”。比较而言，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如施肇基、陈锦涛等），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虽然人数众多，但博士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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