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悲剧在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条件不允许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是毕竟是强弩之末。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骑兵主力。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在平原地区还可以与金国的精锐骑兵较量。但若劳军远征准备不充分，在金国的土地上和大量的骑兵精锐较量，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人民的愿望、国家的政策相冲突。

岳飞个人的悲剧则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所至。他的死并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

绍兴七年三月，朝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本来高宗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

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

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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