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癫”具体表现于他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奇思妙想。比如他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时，就提出了有名的“客帝论”，这表现出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他虽然对清政府极为不满，且不时流露出“反满”情绪，但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他明确表示不能“逐满”；因为“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询”。为了救亡图存， 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以孔子的后裔为中国的“共主”，满洲皇帝则退居为“客帝”，在“客帝”的主持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这很像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然而实在是一个极天真的想法。现实很快击碎了他的幻想，戊戌变法失败了，不要说什么“共主”，连“客帝”也难保了，他自身也受到通缉。于是他对改良从此绝望，从而认识到中华非革命不可以图强。1902年2月，章太炎为避江苏巡抚恩铭追捕，东渡日本，居横滨《新民丛报》社，与孙中山相会。在那儿，章太炎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祯帝忌日，章太炎与秦力山等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此举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章太炎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这件事在学界震动很大，对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有重大意义。

章太炎的“疯”则表现于他的骂人。章太炎骂人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了，但深得人心且影响巨大的第一骂是骂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他的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骂得体无完肤，针对康有为的“圣君论”，直接骂光绪为“载湉小丑”。就是这一骂，让章太炎坐了三年“西牢”（租界里的监狱）。出狱之后，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称为中国的卢梭。后来人们很快见识了他的偏激。先是因《民报》经费问题他与孙中山闹翻，接着孙中山为起义派人回日本购买枪械，他因为意见相左坚决反对，致使该计划流产，二人的隔阂加深。而后章太炎撰文检举孙中山种种不是，黄兴撰文反击称章太炎为“章疯子”。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二人才言归于好。等到袁世凯欲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时，章太炎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天真。他没有认清袁世凯的虚伪面目，对其在北京任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宋教仁的被暗杀，使他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他先是发表反袁文章，之后便骂上门去。袁世凯死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便继续用刀笔作战，以骂人为快。他骂反动军阀，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蒋介石这些人他全部骂到；那些穿梭往来的立宪党人如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人，就更逃不过他的老辣刀笔。即使正派人物，他也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刻薄批评、不留情面，如吴稚晖、黄兴、胡汉民、汪精卫（此人当时还正派）等人，都被他骂过。他常常批评孙中山，但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同时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个率性而为、敢做敢当的大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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