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工商文明模式、自由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华夏国民大革命的成果由于机缘巧合最后异化为党国，虽然结局不尽人意，却也多少算是一种进化和进步。而且冷静来分析，党国这种过渡形式的出现和存在也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大体可说是必然的一个程序，而真正意义的民国时代之到来也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未来趋势。

李中堂以远东大帝国宰辅身份出访西洋各国，开二千年皇朝历史之先河，也反映了古典中华农耕文明的衰落，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中堂大人目睹西洋文明之强盛昌明，知其实却未必能通其理，所以责备李鸿章卖国或者说满清误国实属荒唐无理的苛责古人。实际上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祥于英格兰，因距离西欧太远、文明属性迥异、一向缺乏压力而独大东亚的中国并不必然会受益于国际文明扩散和技术交流而跟进，这些制约因素多属于自然地理、传播技术、社会传统和民族心理的范畴，和中国当年的当权者是什么民族关系不大。而工业文明的财富创造能力和进化效率之远高于古典农耕文明或者古典商业文明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也就是说命中注定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古典中华社会必将在某一个时点败给更强壮而富有活力的工业文明，上帝选择了满清帝国和不列颠帝国对决、选择鸦片贸易纠纷为导火锁是必然中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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