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经济学家的一些话语之所以引起争议，在于他们停留于书本上的科学逻辑之中，这些逻辑在书本上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则未必。由于中国种种问题的复杂性，使中国的知识极具地方性，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套解往往南辕北辙。

而社会舆论又习惯对经济学家的动机进行审判，察看他们的身份背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降至历史最低点了。

因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学者们一味地“论迹”，而民众却在“诛心”。

谁更接近真理？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科学家无不希冀用文字和公式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图谱，于是就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人类中最聪明的那部分人，站在前人搭建好的舞台上，继往开来，传承着这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世界已被证明是混沌的。物理学走到20世纪初就开始“测不准”，越来越飘忽；文学领域更是玩起了现代派，意识流，偏不好好叙事，这正是对扭曲复杂的现实世界做出的无力呐喊。

企图用文字和公式来构建一个完美精准的世界模型已不可能。

但我仍然承认“论迹”是有效且长期有用的，通过外界的书籍和事例来汲取知识总结经验，仍是绝大多数人提升的方式，人类前进的手段。但当到达一定层面之后，这种方法便会显得作用有限。

法律是论迹的，道德是论心的。在尚未实现天下大同，路不拾遗的理想社会之前，统治者靠严刑峻法维护社会风气成本低廉，一劳永逸。违法必究，不问动机，这看起来是对古代“原心推罪”的断案方式的一种倒退，仔细想想却发现其实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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