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曾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古医学、社会学并没有对斯德哥尔摩症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国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对于这一规律却不是一无所知。法家理论中的“重刑薄赏”，一些权术论述中所谈及的“恩威并施”，都是对人这种心理疾病进行合理的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发现这是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即对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而顺从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额外的收获。作为生物体本能的求生意识就令人做出最经济的选择：顺从施害者并选择站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在受害者脱离施害者后，一定时间内，心理行为的惯性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经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种扭曲的经济意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淡化。当然，因个体差异，也有极个别的特例，在脱离了受害环境后表现了剧烈的不适感使其走上极端，如王国维的自杀。

抛除人道因素考虑，利用斯德哥尔摩症对于维护政权统治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而造就这种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与刑罚，这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暴政并不是维护统治的天敌，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联系到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立国之本，若仅从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讨论政权稳固与否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导致社会对威胁感体会得不够强烈，于是才有了颠覆政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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