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王先谦几乎无法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围绕着庄子的所谓学术问题,他的心思已经完全聚焦在实用价值之上了。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但事情正如释迦牟尼那个著名的箭喻一样:当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后,首当其冲的事情当然应该是保命,而不是去费心调查射箭之人的种族、身份、姓名、肤色以及他那张弓的各个部件的材质与制作方式。(《佛说箭喻经》)所以,在这篇序言当中,王先谦反复向庄子追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原文是“使庄子见之,奈何”,“而庄子奈何”)。
尤其在儒家传统里,学术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么办”的学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学问。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学也要讲求实用,更何况偌大的一个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候。王先谦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政治难题丢给庄子,毫不客气地逼问他“你说该怎么办”,然后摆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势:你看看,你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么!——但王先谦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们治儒家十三经的难道就知道该怎么办吗?
2.
略有几分反讽的是,在郭庆藩的新书问世之后,时移世易,同一家书局,即长沙思贤书局刊又印了一部《庄子集解》,书名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只有一字之差,内容也和郭书属于同一个类型,只是篇幅要单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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