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表述看似矛盾，“亡，百姓苦”，很好理解，因为在大动荡时期，民不聊生。但“兴”为何也会百姓“苦“呢？因为在竞底社会，“兴”靠的也是把百姓打到底线，那些“雄才大略“的最高竞底者，会充分彻底地盘剥他们稍稍丰盈的口袋，去打造大量的形象工程，如秦朝的阿房宫，隋朝的大运河，汉武帝的远征匈奴（第五章将论述竞底者为何要搞形象工程）。因此在“兴”的时候，必定过度使用民力，将百姓推入苦不堪言的底线状态。

刘邦在当上董事长后，他的手下大将有不少曾起兵叛乱。汉文帝时期也曾发生“七国之乱”，但当时的社会，普遍想从“人相食”的底部向上爬升，这些叛乱没有得到足够的能量，并未造成较大的影响。汉朝家族企业完成与吕后的人事争斗，因汉文帝上台而得到稳定。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在中国这个竞底社会，做了一个伟大的试验：

不与民众竞底，即减轻税负，与民休息。

我们在第三章将论述到，支撑西方国家的有四大支柱：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而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只有政权独大，因为宗教的神权被政权边缘化，军事完全为政权服务，而经济，中国的史书上有关经济政策的记载，只有两类：一，如何巧立名目加重税负，更深地盘剥百姓；二，减轻税负，与民休息。至于什么“推广科技，发展经济”的政策，史书上从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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