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不同的劳动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就是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其中领导的劳动具有更大的价值，并处于支配的地位，因为领导的劳动中有某种创造的东西，它能为劳动自身确定目标。

熊彼得认为领导的劳动之所以更有价值，是由于能提供创造的东西，他也没有把这种领导的价值视为“1”，而被领导的价值视为“0”。反过来说，还能提供创造的领导劳动，并不比被领导者的劳动具有更多的价值。

对于熊彼得有关领导的劳动与被领导的劳动，中国人很容易联想到古代的孔丘曾经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乎他说的“劳心者”就是提供领导性劳动的领导，而“劳力者”提供的则是被领导的劳动。

中国的“领导者”是否提供了创造的东西呢？实际上，中华文明里富有创造的东西，如四大发明、诗经、算术等等，并非“领导者”创造出来的，相反却是草民，甚至无名之士创造的。

中国的劳心者由于成天想着如此“治人”，极少能够提供真正有助于提供劳动生产力的创造性，即使有一丁点勉强能成为创新的东西，也都是如何对人勾心斗角的权谋（竞底花样的创新）。因此，他们的劳动不是熊彼得所说的领导的劳动，孔丘所提的“劳心者”，只不过是竞底者，而不是熊彼得所定义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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