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是先秦时期我国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顶峰，统治者围绕着如何加强君主专制政治提出了种种理论，以期不断强化其专制统治，这些理论反映在君臣关系方面，必然要强调君对臣的绝对主宰和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在这一时期里，“忠君”思想得以发展和普及，如《左传》中说的“君命无贰”、“君命，天也”、“臣无二心，天之制也”以及《国语》中的“我无心，是故事君者，君为我心”、“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等等——这一系列忠君的名言警句没有一句是孔子或孟子说的。在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影响下的孔子对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也察觉到愚忠是不可取的，就提出了臣子对君主具有选择权的新主张。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分封制导致的统治权力分散，君主逐渐被诸侯们架空了，周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君主专制主义也走向形式上的衰落，臣子对君主不光具有选择权，也敢于大张旗鼓地君主对着干了，在这种背景下，孟子大胆地喊出了“视君如寇雠”的豪言了。

孔子和孟子虽然反对愚忠，但是当时忠君思想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君主仍是国家和人民形式上的代表，他们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性而旗帜鲜明地反对忠君。说到这里，想起在2006年纪念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学者提出“孔子是人类史上最成功骗子”、“在这种意义上孔子比日本鬼子还坏”的精辟论断。以现在眼光看待从前，你有无数个理由去批驳、去漫骂，但是这于历史无补、于文化无补，你能够重返西汉，劝汉武帝不要独尊儒术而改用其他学派的思想吗？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无限地领先于时代，既然我们的文化生命已经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中，与其哀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进而痛骂自己的老祖宗，以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还不如充分吸收营养成分、根据实际情况改良土壤墒情来得实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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