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预感、算命之事，一直为儒家所不取。所以朱熹的版本就少了些诡异，多了些实利。嘿嘿。朱熹的版本是这样的：古公并不是什么算命不算命的事，而是看到了殷商的种种迹象，知道殷商将要完了。于是就有了取而代之之意。于是找老大太伯说了自己之意。(呵呵，这个古公没多大地方就想作曹操？)。不过老大不愿意去完成这个计划，老二也不愿意。老三季历和老三的儿子昌却有跃跃欲试的进取之心。因为这个，古公也就起了传于幼子之心。后面的事也没啥区别了。可是，这样古公和文王的形象实在太差了。整个都是阴谋了，不过也许更接近事实一些。

这些也都算是一种解释吧，事情太久远了，我们手中的材料也太少了，都是猜测而己。同时还有个问题，也就是当年的世系和君位的传承。也真未必就是绝对的嫡长制。嫡长子的承继制度，也许要到周公旦以后才算严格，商代就有许多兄终弟及的事。文王自己也是一样，不传位于孙，而传次子，严格算也是兄终弟及。何况在一些民族的早期。兄终弟及和幼子承位都是普遍的事，也许这件事本身也不是什么礼让的事。

再说，就算这件事是礼让。也未必就高尚到哪里去。韩非在他那个名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非常精彩。原文是这样的：“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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