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武、昭两朝出现，当时更显严重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流民广布的潜在社会威胁，汉宣帝也极尽所能予以化解和抑制。宣帝沿用迁地方豪强于京畿的传统政策遏止贫民土地流失，把豪门的超额土地或充公、或假借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把大量国有土地、皇家园囿按照同样办法处置，使大批困难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成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同时针对各地流民出台了相关赈济、抚恤措施，而且规定非常细致、亲民。在宣帝及其政府的苦心经营下，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农业。元康五年、全国大丰收，京师粮价“石谷五钱”，创造了整个汉朝时期的历史最低记录。虽然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经济理念：“谷贱商农、谷贵伤工”，但考虑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自给自足的显著特点；当年百工生产技术落后、商品种类和品质有限，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定价主要取决于基本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谷物）；国家采取平准法限制农产品价格波动补助农民利益，上林三官（类似现代财政部下属银管和铸币机构）统一铸钱、不过量发行五铢钱；而且即便是帝国高官其俸禄也是谷物，无从因粮食价格降低更多地侵占社会财富，所以较低的粮价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是有利的（只有后来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工农业剪刀差、无能无知政府长期奉行滥发纸币政策、依靠通货膨胀手段隐秘掠夺国民财富时，人为压低的低廉农产品价格体系才是对农民赤裸裸的残酷剥削和欺诈，同时后者还伤害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创造者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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