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大张旗鼓地崇儒家、用儒生、行儒道，让民间传授、研学儒学之风大兴，特别是经学在汉元帝时期才真正开始兴盛。在学习儒术的时尚风潮中，不排除部分人是真正研究学问、有经世致用抱负的，但相当一部分功利主义信徒恐怕是冲着皇家提供的功名利禄诱惑，抱着升官发财理想而入毂的。同样是崇儒，汉武帝是“儒为我用”的枭雄明主，汉元帝则可谓“为儒而儒”的教条书生。元帝对儒学的执迷态度和对儒家政治理想的近乎偏执的实践，客观上得以使危机四伏的西汉王朝暂时得以喘息，儒家仁义之道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蔓延使业已动荡的社会短期恢复平静。但这帖药只能舒缓麻痹帝国溃烂处的痛楚神经，却无法根治消除化脓的疮口。而尊崇儒家的副作用是长期而多元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可谓最经典形象：“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以经取士为皇家选拔了大量人才，但学经求官的投机者和功利分子也大量混入皇朝干部队伍，更有少数只会谈经、不知吏事的“书呆子”也堂而皇之地为一方司牧，汉宣帝苦心培养的为政综合素质较高的循吏、良吏系统被彻底破坏，更实用的外儒内法原则被背弃，提前为几十年后埋葬大汉朝准备好了美丽精致的棺材板。

为官者不擅为治、能治者不能为官，大大地影响了西汉后期政府的行政效能。部分明经之士入仕后，不能尽忠职守、只为保持俸禄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社会评价虽然偏激过分，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透露的惟我独尊、追求富贵的潜意识可是历代儒生得意忘形之时的亲笔供述，更何况“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畸形庸俗求学观自古以来就被公开鼓吹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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