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当古代某个商业文明不具备足够实力与其它强势文明对抗时，商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很正常，“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安全永远比金钱更重要）则从社会层面容易表现出屈服和顺从强权的倾向。但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崇拜威权和热爱英雄的天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商业社会这种既喜欢恃强临弱又容易屈从强权的特性大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势利眼吧，呵呵。

古代中国西域的各民族恰好属于后一种情况，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很难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形成统一的强势商业文明，而自然要受制于近邻的游牧帝国或中原农耕帝国。班超未必了解商业民族的这种特性，但他强攻匈奴使团、果断首鼠两端的小国国王、更立城邦国家君主、高压粉碎敌对势力等一系列强硬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恰好产生了最有效的共鸣效应。我们可以想见当西域各小国的统治上层得知东汉帝国使节擅自处死某国君主、肆无忌惮地干预该国政治和君权时，他们心理上遭遇的极大冲击和由此本能引起的恐惧感。

班超纵横西域二十余年，他所经常采用的雷霆手段、表现出的舍我其谁霸气是他最佳的护身符，是威慑驱使各国君主、士兵、国民服从听命大汉西域总督钢铁意志的无形之鞭。这是商业民族的顺从强权特性和班超剽悍作风结合发生的“化学反应”，使班超将军能够威镇西域，而区区几千汉兵纵然再强悍也远不足以让所有人都畏惧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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