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很少引言获罪，也不再随便就受到批斗、体罚，各种待遇比头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使是院士也经常也遇到各种困难，或者说刁难。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需要额外的照顾。 但是，当这些一辈子埋头钻研的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需要帮助，去找居委会，有时候不仅得不到照顾，还可能被刁难。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归国华侨、一位知名院士的儿媳）退休后曾做过中科院某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她热心帮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识分子，并且把给居委会的拨款都花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 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会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嫌她们给这些老知识分子花钱。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变成了知识权威的象征，也有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处置权。 不过，这又引来新的问题，新增选的院士绝大多数是由具有行政职务的人“转行”而来，染指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样的结果是，专业人员又失去了专业级别上升的空间。所以，绝望的不仅仅是在工业、IT等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中科院这些最顶尖的科研机构里年富力强、硕果累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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