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传统见解还以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工商业中心、自治城市，而中国古代城市则是行政中心、封建堡垒。但现在西方学者多已放弃了这种看法，他们以新的经验研究指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绝大多数是作为封建行政中心、军事据点与主教驻节地而建立的，即同样是“封建堡垒”，其居民主要也是围绕上述职能而集聚的消费者，而不是工商业人口。所谓中古欧洲“城乡二元结构”之说值得怀疑16 。这样，中西封建城市似乎也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为类似。

过去人们还认为，中国古代在政治上是官僚制，统治阶层成员构成富于流动性，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而欧洲中世纪是世袭贵族制，统治阶层构成一组封闭、排他的僵化等级，与下层绝无成员互动之可能。不少人又以此“特点”论优劣。说是中国官僚制的开放性使得人人向往“登天子堂”，而西方封闭了平民变为贵族之路，所以平民便只能追求发财、当企业家，遂有资本主义之产生。然而，当代的新“经验”又对此提出了挑战。现在西方学者多认为欧洲中世纪封建主阶层并不像我们原先设想的那样凝固而排他，它在吸收其他等级成员并进行新陈代谢方面是相当活跃的，或者用某些西方学者的话说，中世纪“贵族的循环”是“川流不息”的。有些人甚至反对使用“等级”、“贵族”这类含有凝固意义的术语来定义欧洲中古社会。著名的“新史学”开山鼻祖、“年鉴派”泰斗M·布洛克就认为：西欧中世纪与其说是个“等级制”社会，不如说是个“不平等”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封建主与其说是“贵族”，不如说是“首领”，当时社会阶梯变动不定，并不符合种姓制的严格公式。但无论如何，“封建制度意味着一大群人对一小撮权势者严酷的经济隶属”17。这样的定义用以描述中国古代，不也很合适么?更何况以“官僚制”来概括中国统治阶层，也未见得就不可证伪。像韦伯所说的那种与“理性权威”相联系的“官僚制”，中国古代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贵族制，至少是很片面的。不要说古代，就说今日中国社会的“准身份制”18，如所谓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等级壁垒，就够“凝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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