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28 14:37:34

维州事件过去后很多年，牛党后辈在长安和成都都把持了大权。他们借发布改元大赦的机会，下了一道制书，说“国家与吐蕃甥舅之好，自今后边上不得受纳降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过几年，吐蕃又有三州、七关请求归附大唐。这些人立刻把自己草拟的制书抛在脑后，毫不客气地笑纳了，还把拓土开疆的功绩堂而皇之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他们完全忘记了，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三州七关好象也是“邻居家的牛”。

牛党反对收取维州，根本就是害怕李德裕立功后人气暴涨，威胁自己的地位。牛僧孺树起了一面“诚信”的大旗帜。那种气势，仿佛“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可描龙绘凤、迎风招展的大旗下，掩护了党同伐异、疾贤妒能的人。

朱熹没有拘泥于义利之争，对维州事件看得相当透：李德裕说的就算是“利”，出发点也是为国；牛僧孺嘴上说的是“义”，动机恰恰是牟私。

抽象的信义之辩、义利之争，没有办法打动犹犹豫豫的李涵，牛僧孺只能回到地缘政治的层面上来谈维州的得失利弊。他抛出的观点是：“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换句话说，维州不过弹丸之地，不值得拿回来。形势真的是这样么？

古人说“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能否守住盆地边缘的崇山峻岭，决定着西川的命运；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能否守住又决定了东南半壁的命运。高山之颠的维州“东望成都，如在井底”，被吐蕃占据，“横断山之斧”就会变成西川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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