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2-08 23:01:04

《续》

我生长在这个革命时代，官本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很少是读书人了。老父亲十五岁从内蒙老家参加抗日，五五年授衔是上校，懂事以后，一直同老父亲打架，你怎么就不努把力也学人家老红军干个少将或中将，直到最近才想明白，那是时代烙印。七零年我当兵以后，红军干部开始逐渐去世，当时有明确规定，师级干部去世上《空军报》或等同军区报纸不登照片，军级干部上《解放军报》，再往上挂中央委员头衔的上《人民日报》，一般都有遗像，但大小规格又不同。也就在那时候，我养成了收集遗像的习惯，每天《解放军报》一到，先看看有没有遗像，一旦有，用剪刀赶快剪下藏好，记得第一张遗像是李天佑的。到空一所工作后，仍然保持这个习惯。一天，空一所专家王立群拿着一张被剪的报纸对王福龄说，这件事得同小潘好好谈谈，报纸大家还没看，怎么给剪了呢。那是我最后一次剪报，是王铮的遗像。

中共建政后一直是按党龄军龄评定级别，参考职务，到了我当兵的时候还赶上了一个尾巴，长期论资排辈，对大学毕业生在级别上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小学同学李小林的父亲，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精通数国专业外语，四三年毕业到延安，按我党的论资排辈，只能算抗战后期干部，级别不会太高，一生几乎在压抑状态下度过，五七年还给划成了右派。而他的舅舅极有可能没有上大学，属于高中生一级的小知识分子，早早参军成了抗日前期，五五年授衔大校，空军宣传部部长。最近我研析了郭老的简历，同李小林的父亲情况极为相似，郭老四一年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之后投身中共四六年去了延安任工程师，解放后一直在处级岗位上，担任过通信兵部副处长，五五年授衔前转业到第二工业部任技术处长，文革时好像进过三年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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