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强调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还会不可避免地引出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在正统经济学那里，价格机制可以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必然地达于一致。然而，“囚徒困境”却形象地揭示出，尽管我们可以工具主义地谈论个人决策和个体理性行为，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宏观行为必定也是“理性”的。相反，“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185]。而相互作用的理性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导致理性个体对“社会”与“制度”的需要，因为“私人利益本身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这样，沿着博弈论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自然地发现制度的存在与生成。事实上，正是博弈论的引入，才使得经济学开始从价格制度分析向非价格制度分析拓展和深入，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问题，委托—代理和合约关系中的激励和约束问题，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等问题，才成为经济学的活跃领域。简言之，博弈论无可避免地将经济学对个体理性行为的探讨带到了“社会博弈”的框架之中。

也许人们会认为，随着博弈论进入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原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转向个体，并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说，一切从个人效用函数及其约束条件开始，求解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而导出行为及均衡结果。的确，博弈论进入经济学是伴随着经济学的微观化进程而展开的。但是，博弈论中的理性个体显然已不是“孤岛”上的独立经济人而是“社会”的理性个体，并由此触及长期困扰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博弈论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个体主义原则形成了根基性的冲击。

6．3小结

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之后，现代经济学在许多领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工具的博弈论与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出现了一种分离的倾向。在许多经济学家那里，博弈论只是一种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并通过它的形式主义运用尝试重写经济学。结果，留在“黑板上的经济模型”愈来愈多，“理性人之互动行为”却愈加令人困惑。因而，针对经济学的“泛博弈论”趋势，人们不禁诘问：博弈论“解释一切还是什么也解释不了？”

但是，在作为工具的博弈论满足经济学家对形式主义模型沉溺的同时，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对正统经济学形成了根基性的挑战。博弈论不仅是一种数学工具，更是一种方法论。它引导着人们彻底重新认识经济世界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促使经济学开始涉及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即在专业化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信息或者说知识分布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社会”是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形成和运转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体主义原则受到了愈来愈强的冲击。可以说，博弈论进入正统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完成，也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终结。或许，经济学会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范式”转换。

日期：2008-10-6 1:03:19

第七章经济学的“理性”重建

在20世纪，当主流经济学家们尚在努力固守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时候，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却以各自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强烈的冲击与批判。这种冲击与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学中某些由来已久的非理性主义“基因”相吻合，并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提供了契机。

7．1系统观思维方式的兴起[186]

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按照牛顿力学的思维模式去研究自然，以机械观的视角，努力运用严谨的数学理论去精确地描述确定性的世界。然而，20世纪初发生的物理学革命，以及20世纪中叶风靡全球的系统科学潮流，却从整体上导致了机械观思维方式的衰落和系统观思维方式的兴起。到20世纪末，人们已经普遍感受到了在整个科学领域乃至思维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系统范式”革命。

综观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我们会发现，系统科学作为主导理论已经渗入当代各门学科，系统观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生物学早就尝试将自己研究的客体看作系统。生命系统被定义为自组织系统，是核酸和蛋白质等化学大分子累积的结果，只有当以核酸为主的遗传体系和以蛋白质为主的代谢体系之间出现了耦联作用，多分子体系内部建立了信息传递、控制和调节的新关系时，才能出现新陈代谢、自我繁殖、生长发育以及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在心理学中，系统观思维方式也较早得以广泛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的心理系统的转换，直接影响了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启发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转换模式。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阐述的也是有关“认识”在不断建构过程中系统发展的观点。他借助于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类比说明了在认识发生问题上，认识的外源因素与认识的内源因素的双向作用。在他看来，主体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这一过程包括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认知机制：一种机制是同化机制，即当外部刺激对人的感觉和思维发生作用时，主体无须对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予以内部调整和改变就能在思维中对此加以吸收、同化和包容，完成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另一种机制是结构改组机制，即当主体的认知结构对某种外部刺激不足以同化时，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认知结构进行内部调节、补充和改组。

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物理学更是没有置身于“系统运动”之外。根据夸克理论，自然界中的物质不能被最终还原为某个实体，而必须通过自我的一贯性被理解为其部分遵循下述要求：各组成部分应与整体相一致。这种观点一方面构成了对传统物理学研究精神的激进背离，另一方面也是对把物质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网络的观点的登峰造极。它不仅放弃了基本物质构件的观念，而且采纳了根本拒绝基础实体存在的观点，宇宙被视为动态的相互联系的事件的网络，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是根本的，一个部分的性质总是服从于其它部分，它们相互关联的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的结构。随着物理学研究从孤立系统到开放系统、从平衡态到非平衡态、从线性系统到非线性系统的发展，还出现了如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这样的研究一般复杂系统的系统理论。耗散结构论讨论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非线性反常作用下形成稳定有序结构的条件；协同论则研究系统要素之间的联合作用如何超出要素各自作用的模式，产生系统的宏观模型，以作为适用于物理、生物、社会以及认识等系统的一般系统理论，为各种类型的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转变建立一套数学模型。而在数学中，对结构的系统分析是同集合论、抽象代数、数理逻辑的发展相联系的。现代法国数学学派，在使现代数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系统化方面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尝试。他们认为全部数学基于三种母结构：代数结构、序结构和拓扑结构，并通过对理论的基本概念的剖析和整理归纳，将每个理论放在整个结构系统的适当位置。70年代初，法国数学家托姆则在其《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一书中提出了突变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有关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它对质变方式的研究是系统控制理论的延伸。

总之，从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正在进入一个“系统范式”的时代。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系统观的基本特点可被归结为组织性、过程性和或然性。

组织性或整体性是系统观的核心，它要求用相互联系和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按照系统观思维方式，从最小的细菌到人类，任何有机体都是组织起来的系统。一切系统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组织性，它们特定的结构来源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系统一旦拆开成为孤立的元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理论上的，系统的特性也就消失了。具体来说，作为系统观的灵魂，组织性的意义包括：（1）不可还原性。按照机械观思维方式，个体层次与整体层次具有等价性，整体可以通过部分相加而得到并还原为个体。而按照系统观思维方式，系统整体具有突现性和非加和性，系统整体的性质不可还原为它的各个部分的性质，也不可能还原为它的部分的特性再加上成员之间关系的性质。因为系统整体增加了部分所不具有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长程相干作用使整体突现出部分所不具有的新的特性，从而打破了个体层次与整体层次间的等价性。例如，混沌便是强非线性、强不可积系统的典型行为，具有一种根本非加和性，一切混沌运动都具有无法还原为部分特性去认识的整体特性，必须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处理。（2）自我保持性。任何孤立（封闭）系统，随着其内部储存的可用于其组成部分组织化的能量一旦消耗尽，系统就相应地走向解体。而一个自我保持和自我修复的开放系统，则能维持相对稳定状态。它不断地从外界吸取能量，以保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组织性不致因衰败而丧失。它持续不断地吸收和排出物质、能量、信息，同时经历着在其各部分间缓慢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转换。（3）变异革新性。系统不仅维持自己已有的组织性，以保持现状，而且随时有可能产生变异，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行为构型和组织结构，以实现进化。（4）层次性。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复杂系统都是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的，容易存活下来的也是那些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的复杂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