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观的过程性思维是强调系统的动态性或历时性。系统不是静态的死结构，它必然随着时间流动而演化，大至星系，小至亚原子，都有一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所以，系统观的思想是过程的思想，它要求用过程或演化的观点去理解有机体。经典物理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强调世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其研究的方针是将全部精力集中于用决定性的、时间可逆的规律来描述世界。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及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并使19世纪的人们陷入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耗散结构论的提出则使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在它看来，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均衡态的形成。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便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制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过程，从而预示着系统演进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这样，普里高津便将“演化先于存在”和“时间先于存在”的观念写入了现代科学。

系统观的或然性思维强调系统行为的概率统计性，是一种与严格决定论相对立的观点。严格决定论是机械观思维方式的主要观点。在严格决定论的框架中，所有的概念和联系都被认为属于同一层次中的东西，都可以精确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整个世界，无论巨细，乃是一部如同钟表一般的机器。但是，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统计力学中的涨落理论，打破了牛顿以来决定论占统治地位的状况，说明了偶然性在科学上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混沌理论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范例。由于伸缩和折迭操作，混沌吸引子起着一种“泵”的作用，把微小的涨落迅速提高到宏观层次上表现出来，无论初始条件的精度如何，轨道最终都会被破坏而出现不确定性。现在，人们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现了不确定性和混沌现象，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证实了“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丰富性、曲折性、奇异性、多变性，这样，系统的行为实际上便是不可精确预测的。因此，对于系统行为来说，机械观的严格决定论思维方式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需要用概率统计性作为其逻辑本质的模式来进行描述。正如著名物理学家约尔旦所说：“的确，在镭原子巨大集合中，蜕变的平均过程是必然的预先决定好了的。但这里的自然规律是一种统计规律；这种规律对单个情形没有作出任何规定。现代物理学的这种奇特论点，即认为我们不可能用任何办法说出单个原子何时会发生蜕变，根本就不应该归咎于我们知识的不完备，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决定论具有客观的不完备性。” [187]

在人类迈向21世纪之际，系统观思维方式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科学理性的终结和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的开端。对于传统的科学理性，普里高津曾尖锐地批判到：“科学始于肯定理性的力量，但它看来却终于异化——对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的一切事物的否定” [188]。可以说，系统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等现代系统科学的奠基者们，都是从批判机械论，并试图解决由之带来的西方文化危机起步的。从贝塔朗菲、普里高津到曼德尔布罗特，他们关心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最终目的不是制造更加复杂的机器，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健全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一致。整体、演化和复杂性是这一新兴科学的主要思想，而深切的人文关怀则是这一新兴科学的精神之源。因此，新理性的开端是科学回归其主体，回归科学得以创立的最终根源——人本身的开端。“或许，我们正亲眼目睹一种不再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类型的结束”，“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在着手解决一个复杂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我们绝不能把这些问题分解成一些便于分析性处理的小的部分，因为那样做是无济于事的。相反，我们必须认清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认清人与自然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189]。

7．2 历史主义：从非理性到新理性

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主义是顺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生发展起来的。如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体化趋势，科学理论的整体化特征充分显露出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自笛卡儿以来将科学从社会分离出来进行研究的思维方式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的过程，并试图以科学史实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考察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科学进行动态分析，以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影响甚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潮。

传统科学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认为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但是，从波普开始，科学哲学家们已逐渐注意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到理性的局限，开始强调人的认识的相对性与变动性[190]。这种非理性主义“基因”在早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和诺乌德•汉森那里得到了明显的“发育”。图尔敏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对一定范围内的经验材料的系统化解释，它只存在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而不存在真与假的判断。科学理论作为大量经验材料的整体性解释，总是建构在一个基本性原则命题即“自然秩序理想”或“解释性范式”之上的。在他看来，牛顿力学的自然秩序理想是惯性的直线运动，相对论的自然秩序理想是光速不变，哥白尼的自然秩序理想是惯性的自转运动。因而科学都是在某种信念命题的支持下，通过逻辑和数学方法建立的。汉森则以“观察负载理论”的论点而影响深远。汉森反对“观察陈述具有中性特征”的客观主义论点，认为观察是受理论指导的，经验是充满着理论的。他以心理学实验中经常使用的鸭兔图来说明，“观察者从同一个地方观看同一个景象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解释却不同” [191]。因而科学知识是组织起来的经验，是组织起来的常识，如果离开人的建构，科学活动将一事无成。图尔敏和汉森的上述观点显然直接影响了库恩的科学哲学。

作为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在其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彻底动摇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理性”基础。库恩认为，科学应被视为一种具有社会建制的互动的社会过程，其社会建制或社会组织的基础和核心是由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科学家队伍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便是所谓的“范式”(paradigm)。这样，“范式”便成为库恩科学史解释的基础。“范式”一词包含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其中有或以某种方式含有定律、理论、模式、标准、（理论的和工具的）方法、模糊的直觉、明显或暗含的形而上学信念（或偏见）等[192]。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库恩曾明确地表明，“（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我不相信除此还能找到其它的答案”，因为“无论科学进步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通过考察科学团体的性质来说明它。看这个团体重视什么，容忍什么，鄙弃什么。这种立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 [193]。也就是，科学共同体认为是合理的、科学的，就是合理的、科学的，除此之外没有答案可寻，即使出现了偏见，这些偏见也是与科学不可分割的。可见，库恩的观点是一种否认科学理性的观点。但是，库恩的“非理性主义”论点也包含了“理性”的思想。库恩的理论是以整体的观点来看待科学的内部结构的，反映了人们希望以整体框架去解释客观的零乱繁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愿望，体现了自20世纪中期开始的科学的整体性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对整体性研究的一种哲学概括，是对把科学看作是与社会历史因素无关而仅仅是理性或纯逻辑范围内的事情的观点的一种清算。

奥地利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继承了托马斯•库恩等人的历史主义哲学传统，并在解释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等问题上对传统理性主义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抗拒态度，把库恩理论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因素发展到极端，从而构建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在《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一书中，费耶阿本德系统地驳斥了逻辑实证主义、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等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由无政府主义方法论进而阐发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科学观。传统理性主义认为，只要正确使用必须遵循的理性的逻辑规则就可以导致科学的发现或证明（证伪）。费耶阿本德则认为，在实际的科学史上没有一条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是不曾被违反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根据。更广阔的分析表明，在知识和科学的增长中，兴趣、影响力等越出规则之外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估计。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助于达致人们愿意选择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进一步说，“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够捍卫的只有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就是怎么都行”。在他看来，对普遍规则的幻想建立在一种事实和理论之联系较简单的看法之上，这种看法认为，事实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之简单恰好足以使我们能够构造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系统来对理论或事实作出判决。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世界本身以及理论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其复杂正好不能使任何即使复杂至极的规则系统获得普适性。由这种无政府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自然地导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合适的科学观，它要求科学具有齐一性的规则。但是，对于科学，理性不可能是普遍的，非理性也不可能被排除，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各种巫术、神话应与科学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

对于坚信科学的理性特征的人们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尖锐论点几乎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费耶阿本德所反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的普适化。理性的危害并不在于人之必然有理性而在于它之被神化。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说，更符合人道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显然，费耶阿本德试图以人道主义热情摧毁“科学沙文主义”或“唯理性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以便为多样性、个人的选择和游戏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