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并导致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瓦托夫斯基、L•劳丹和希拉里•普特南等科学哲学家通过对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性综合的努力，形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思潮。瓦托夫斯基坚持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并持有非实证主义的理性观念，即认为理性是历史地可变的，理性按其本性是非纯粹的，要求通过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的深刻理解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理性。他指出，科学理性的变化不仅是在科学内和科学思想史内的一种变化，而且也是跟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一种变化；同时理性形式虽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在理性的历史中有着被保存的以及不断增加着的核心因素。劳丹则提出了一种解决科学理性的新战略，即建立新的科学理性模型。他认为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进步性密切相关，科学并不是因为理性才表现出进步性，而是因为具有进步性才体现出理性，而科学的进步性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增强。因而，科学理性实际上是与科学解决问题的效力密切相关，而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问题，在于获得具有较高解决问题的效力的理论。普特南则主张一种内在可变的理性观点，认为科学是有一套规则、标准或方法的，但不能把它们绝对化、普遍化，因为它们其实是依赖于特定阶段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的。同时，放弃理性标准绝对化并意味着放弃理性及“反对方法”，因为“我们使用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来建立一幅‘经验世界’的理论图景，然后，由于这幅图景的发展，我们根据这幅图景来修正我们的合理可接受标准本身，如此不断，以至无穷” [194]。

应该看到，历史主义不仅是20世纪下半期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新现象，也是同一时期西方文化界的一个新趋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思维方式，使科学重新回到社会和历史中，通过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扩大了科学思维的领域。

7．3经济学的“非理性主义”传统

尽管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主流经济学就一直运行在理性主义的轨道上，但是，在经济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声音也一直未曾沉寂。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都在他们的著述中或多或少进行了社会经济分析的“非理性主义”尝试，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留下了某些智慧的火花。

马尔萨斯或许是较早对经济社会的非理性因素倾注较多笔墨的一位经济学家。在《人口原理》一书中，马尔萨斯认为，边沁和早期经济学家把人类视为理性的动物是违反真实人性的谬识，并通过对理性人性论的批判建立起他的人口理论。在他看来，人不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的倾向作为扰乱力”通常会支配他的理性。因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 [195]。相反，马尔萨斯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情欲冲动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经常和理性的劝导相反。这样，马尔萨斯就将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的非理性因素——情欲引进了经济学分析，并通过人类的这一非理性行为透视出经济社会的非理性秩序——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

马尔萨斯之后，穆勒从经济学推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干扰因素”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暗含着对经济非理性因素的猜测。尽管穆勒在方法论上崇尚演绎逻辑的理性分析方法，但是，他对“干扰因素”的重视却提醒人们注意经济社会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穆勒指出，干扰因素的影响会使得“没有学习其他任何科学而只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必会失败”。这意味着，在经济学理论所概括的范围之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或重要领域的存在。它们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因而，穆勒所提出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经济行为者偏离理性原则的行为以及经济社会“非理性”秩序的某种程度的承认。

作为非主流学派，历史学派更是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轨道。在那场著名的方法论大战中，历史学派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因此，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会“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以“历史观点开辟道路”，运用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来解释经济社会现象[196]。遗憾的是，历史学派所强调的历史分析和制度文化分析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并被让位于经济史学和社会学，由此造成了经济学与经济史学和社会学的的隔绝。此后，熊彼特通过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和对韦伯“社会经济学”概念的发展试图弥合这种隔绝，在对立的学术营垒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让两种方法论在经济分析史中都拥有一席之地。然而，熊彼特的理想也并为实现。

与历史学派相类似，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仑也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判，并试图从非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他对“理性经济人”进行了为人熟知的辛辣的嘲讽和批判，并以人的“本能”和人的“习惯”取代“理性经济人”作为思维的原点和分析的概念性工具，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维取代牛顿力学的决定论思维。凡勃伦认为，“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 [197]。在他看来，经济社会的变迁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任何最终的极限或者完成点，它是“盲目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它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种文明单线直进的过程。显然，凡勃仑所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无序性、对规则的偏离性，是历史过程中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化的支配性，而不是理性的统摄性[198]。

作为旧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与主流学派也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而把数量分析摆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对它持否定的态度，强调用演进说明社会的变动，从结构方面推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主张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使经济学“社会学化”，并在经济学研究中强调伦理价值判断。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非理性”的存在。在其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手册》里，帕累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几乎同时混杂在一起”，非逻辑行为涉及价值观念、信仰和情感等领域，并把非逻辑行为分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提出了两种社会哲学。早先在《政治经济学概要》里，他把社会看成一个“分子”的世界；而10年后，在《论社会学》里他明确否定了“分子”社会观。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取代了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感情冲动的”。康芒斯曾为此指出，帕累托的观点转变实际上是又一次马尔萨斯式的转变，即从理性的时代转变到“愚蠢”的时代（即非理性的时代）。

与帕累托相比，凯恩斯的观点显然更有希望使经济学实现上述转变，尽管“凯恩斯革命”实际上并未使其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摆脱他们所迷恋的瓦尔拉斯世界。凯恩斯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并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凯恩斯还明确地意识到，经济生活中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揭示那样供求均衡的定律普遍适用，宏观并不是微观的简单叠加，微观的合理性也并不意味着宏观上的合理。在新古典综合派丢掉了上述“凯恩斯革命”的精髓的同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则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他们认为，“凯恩斯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批驳瓦尔拉斯定律和瓦尔拉斯体系，并发展一个关于产出和就业的货币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不确定性因素起着主要作用” [199]。罗宾逊夫人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观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而“正统体系的根本谬误在于相信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达到均衡，就像左右摇摆的摆锤总是接近于静止状态一样。这个类比是错误的。一种空间运动可以来回往复，然而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人类生活势必在没有‘正确预见’的情况下度过” [200]。因而，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不能单纯从理性和逻辑的东西入手，而应从历史因素开始。

如果说凡勃仑等人试图以非理性主义取代理性主义的话，那么，贝克尔、西蒙等人则试图以理性主义去整合经济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使主流经济学不致因“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脱离理性主义轨道。1962年，贝克尔曾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一文，后来此文被收进其专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在该书中，贝克尔明确阐述了其方法论主张并将其运用于各种“非经济问题”的“经济分析”。在他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学方法的核心”，作为一种统一的方法，由此可以推出经济分析的大多数原理，适用于解释全部的人类行为。对于“非理性”问题，贝克尔从市场和单个单位两个层次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定义了单个单位的非理性行为，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前者与概率问题相联系，后者受过去选择的影响。通过对冲动模型和怠惰模型的考察，贝克尔指出，非理性单位（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而且“一组非理性单位作出的反应比单个单位作出的反应更为平缓、更富于理性”，所以，“市场运行似乎是理性的，当家庭理性地行为时是如此，当家庭以怠惰、冲动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行为时也是如此”。对个人层次上的非理性的不适当的强调很容易导致市场反应的非理性程度的夸大。实际上，经济理论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由于经济学原理显示出同极端的非理性行为的一致性，因而对这些原理的辩护不仅是对个人理性行为的辩护，对非理性行为也完全可以作出理性主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