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程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剩余价值积累率(s[,m])，剩余价值率(m[,r])和资本有机构成(j)。从这三个决定因素看，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一般来说变化比较慢，波动也小；而剩余价值积累率取决于众多企业资本家分散的决策，他们在剩余价值中以多大的比率用于追加资本，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它波动大。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是十分不稳定的。加上，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还要看两大部类进行扩大再生产时，能不能通过交换，换回本部类所需补偿和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两大部类的生产在结构上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平衡关系，这原是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所要分析的主题。

上举经济增长率方程，根据马克思原来的假定，在增长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都不变，如果两者发生变化则对概括出来的增长模式发生什么影响？根据作者曾经作过的推导，如以j、j分别代表基期和计算期的资本有机构成，以m[,r]，m[,r]分别代表基期与计算期的剩余价值率，则：

（附图） （６）［④ｂ］

这个方程看来比较复杂，但仍然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首先取决于剩余价值积累率(s[,m])，剩余价值率(m[,r])和资本有机构成(j)三个因素。其次，取决于计算期的剩余价值率比基期提高（或下降）的幅度和计算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基期提高（或下降）的幅度。m[,r]＞m[,r]，则经济增长率趋高，反之反是；j＞j，经济增长率趋低，反之则反是。

三

现在我们探讨：如果舍去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所作的某些假定，会对所概括出来的增长率模式有什么影响？

首先是关于产品价值中的c未包括固定资本转移到年产品中去那部分价值的假定。马克思对这个假定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有专门一节“固定资本的补偿”中讨论过。［（１２）］虽然固定资本的补偿是简单再生产中的问题，但扩大再生产时也要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把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转换的那部分价值包括在c中，但产品出售后，这部分价值“不需要立即用实物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为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１３）］这样，在再生产过程中，总有一部分固定资本寿命完结有待更新，而一部分固定资本仍以实物形式继续发挥其职能，只是为了补偿其耗损而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如果这两部分固定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就可能发生如下情况：或者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因此而增加，造成第Ⅰ部类产品再生产不足，或者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减少，而只须用货币进行补偿的固定资本同比例增加，这样，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在量上减少了，因而造成第Ⅰ部类产品再生产过剩，一部分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１４）］所以，如果产品价值中的c包括了固定资本按寿命期分年转移的价值，当需用实物形式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和只需用价值形式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动时，就会产生第Ⅰ部类生产不足或过剩的现象。“因此，尽管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１５）］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扩大再生产，因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也存在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这使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增加了一个不稳定因素，使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的失衡。

此外，产品价值中的c不论包括不包括固定资本转移价值，资本有机构成都是指耗费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而在扩大再生产时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c/△v)应是准备使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和产品价值中的c与v之比为耗费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虽然如此，但在第二年使用扩大了的资本进行再生产时，只要进入产品价值的(c+△c)仍是耗费的不变资本，其与(v+△v)之比也仍是耗费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样，各年所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仍是一致的，即使不变资本包括分次转移价值的固定资本在内，也不影响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的基础上计算的经济增长率。

其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是以价值表述的，并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现若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则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表式将有什么变化？我们认为这个变化只是影响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高于价值，从而某些部门资本家所得利润低于该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某些部门的资本家所得利润高于该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因此，这个转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剩余价值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重分配。在部门内和部门外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压力下，利润趋于平均化，每单位资本有取得相等利润的趋势，每个生产部门的产品的生产价格将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这样，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基本上仍可用原来的符号表述，只是所代表的含义有所改动。q代表生产价格总额（总产值的价格表现）；c代表以价格计算的原材料成本，如果c中包括固定资本的分年转移价值，则还应包括固定资本的折旧费；v代表工资成本即工资总额；m可用来代替，后者代表一个部类的资本总额按平均利润率所得的平均利润总额，它可以高于或低于本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平均利润额仍可分为两部分：即转化为资本的部分(△c+△v)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x)。这样，前文所作推导仍将适用。

再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表式假定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经营者是合一的，经营企业的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因此，作为资本所有者将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决策与作为资本经营者将利润转为投资的决策是合一而不是分离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工人在再生产过程中将其所得的生存工资全部花掉，资本家将其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不是用作追加资本（投资）就是用作个人消费，这样，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应是平衡的，造成再生产不能实现的因素只是两大部类的生产在结构上的失调，以致彼此不能通过交换以满足其扩大再生产时所需补偿和追加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但若考虑到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是分离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分析的那样），资本所有者作为股息、债券、存款利息、地租等资产收入者，作出将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决策。而资本经营者－－企业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追加资本或向社会筹集资本，作出投资的决策，这两种决策显然是独立进行的，不一定、也不可能一致。因此，就决策而言，如果储蓄超过投资，必将引起产品需求的不足，从而造成生产的萎缩；如果投资超过储蓄，必将引起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造成生产的扩张；而正是这个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分离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由于假定剩余价值不是用作追加资本（投资）就是用作资本家个人消费，因而排除了这两个决策分离所造成的后果（尽管马克思已经观察到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职能的分离，但推迟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才加以分析）。后来，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正是因为强调了这个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分离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波动和失业，从而产生了“凯恩斯革命”。

至于舍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正如上节所述，并不影响所概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

四

下面就概括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某些经济增长理论作一比较。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提出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古典学派。斯密和李嘉图都强调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斯密着重对资本积累过程以及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而李嘉图则侧重于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分析。但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边际主义兴起，就偏重于主观价值理论和优化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很少探讨经济增长问题。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解释萧条和失业的原因，在理论上进行所谓“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才重新开始重视宏观经济的分析。４０年代英国哈罗德(RoyF．Harrod)将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提出经济增长模式。１９４６年，美国多马(Evsey Domar)也独立提出一个相似的增长模式，两者就是众所熟知的哈罗德－－多马模式。从此，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了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