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将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事后恒等的基本方程动态化［①ｃ］，用变动率来表示其中的变量（如投资率、储蓄率、收入增长率等），用比率分析代替水平分析，就得出如下一个基本方程：G=s/c这里，G为国民收入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量(△Y)与国民收入之比△Y/y；s为储蓄率，即储蓄与国民收入之比S/Y；C为资本－产出率，即资本增量（△K，即投资Ⅰ）与国民收入增量之比，△K/△Y或I/△Y。这个基本方程是实际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意思是说，一个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以下简称收入增长率）取决于这个时期的储蓄率与资本－产出率，这个收入增长率引致的投资，等于本期的储蓄。哈罗德根据这个基本方程引出两个规范性的增长率，即“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 rateof growth)和“自然增长率”(natural rate of growth)，并从这两个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中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方程是：G[,w]=s[,d]/C[,r]这里，s[,d]是收入中人们愿意储蓄的比率；c[,r]是企业相对于产量变化所愿意增加的资本量，即企业根据预期的产量（收入）变化决定投资时依据的资本－产出率，依据这个资本－产出率决定的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预期能得到充分利用。由这两个比率决定的收入增长率就是有保证的增长率，G[,w]，意思是说，如果要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民收入就必须按照这两个比率决定的增长率增长。因此，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上就是能保证企业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将投资继续保持下去的收入增长率。如果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一致，意味着企业预期的增长率得到实现，投资、从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将稳定地保持下去。如果两者不一致，经济将出现波动。如G＜G[,w]，则c大于c[,r]，企业发现实际的资本－产出率大于他所预定的水平，从而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处于过剩状态，他们就削减投资，这样就使实际增长率越来越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而下摆，酿成投资萎缩，经济萧条。反之，如G＞G[,m]。则C小于C[,r]，企业发现实际的资本－产出率小于他们预定的水平，从而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处于不足状态，他们就进一步增加投资，这样就使实际增长率越来越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而上摆，酿成投资过度，通货膨胀。

自然增长率的方程式是：G[,n]=s[,a]/c[,r]这里，G[,n]是自然增长率，这是指在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能导致充分就业的“社会最优增长率”；s[,a]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所达到的“社会最优的储蓄率”，C[,r]的含义同前。由此决定的增长率就是在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增长率”。如果G[,w]＜G[,n]，经济可以稳定增长，但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失业率将日益增长。如果G[,w]＞G[,n]，经济将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长，但由于需求超过经济潜在的供给边界，将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因此，哈罗德认为最理想的经济均衡增长要做到G=G[,w]=G[,n]，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既能实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和充分就业，又能避免通货膨胀。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理想境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于达到。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余地犹如“刃锋”非常狭窄。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

哈罗德的增长模式，撇开它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外，仅就这个模式的基本方程所表述的数量关系而言，与我们所概括的马克思增长模式有其相通之处。

如前所述，在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马克思增长模式中的总产值或净产值（即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可用{s[,m]m[,r].JPG}/(j+1)来表述。其中剩余价值积累率(s[,m])，既是资本家的储蓄率，也是资本家的投资率。在雇佣劳动者全部消费其所得工资的假定下（在马克思时代这是符合实际的），剩余价值转化的积累也就是全社会的积累，这样，剩余价值积累率可作为国民收入的储蓄率（即相当于哈罗德增长模式中的s）。马克思增长模式中的m[,r]，即m/v，可调整成为(v+m)/v，即国民收入与可变资本之比，这并不改变剩余价值由可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性质；(j+1)即(c/v+1)或(c+v)/v，即总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这个比仍有资本有机构成的性质，因为它是由c/v决定的，只是改变了表达方式。这样，m[,r]/(j+1)即(m/v)/[c+v)/v]，通过调整，可改写成[(v+m)/v]/[(c+v)/v]=(v+m)/(c+v)，相当于资本－产出率的倒数。如此综合起来，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推演成为哈罗德的基本方程：

g={s[,m]m[,r].JPG}/(j+1)={[(△c+△v)/m]·(m/v).JPG}/[(c/v)+1]={[(△c+△v

)/(v+m)]·[(v+m)/v].JPG}/[(c+v)/v]=[(△c+△v)/(v+m)]/[(c+v)/(v+m)]这里，g相当于哈罗德模式中的△y/y，即G；(△c+△v)既是积累（追加资本）又是储蓄，因而(△c+△v)/(v+m)相当于哈罗德模式中的s（即国民收入的储蓄率s/y，在均衡时，与投资率相等）；(c+v)/(v+m)则相当于k/y，即哈罗德模式的c（即资本－产出率）。［①ｄ］这样，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成为哈罗德的增长基本方程：s/c。

当然，两个模式最终推导出的数量关系的一致，并不能抹杀两者对此数量关系的阐释所用经济范畴的区别。例如哈罗德模式中的国民收入储蓄率掩盖了其中工资收入和资产收入的区别以及两种收入的各自储蓄率的差异（工资收入的储蓄率在马克思时代可以推断为等于零，在现代则至少也是大大小于资产收入的储蓄率）。至于资本－产出率，实际上是资本－劳动比率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结合［①ｅ］而资本－劳动比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这一构成的价值表现，就是资本有机构成。至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则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形态。使用的劳动量以工资总额来体现，即为v；国民收入为(v+m)，劳动生产率以工资单位来计量，即为(v+m)/v，而后者不过是m/v（剩余价值率）的另一表现形式。所以，资本－产出率实质上是资本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的结合，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积累率、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来表述经济增长因素，较之哈罗德用国民收入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来表述，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尽管在数量关系上两者是相通的。

至于哈罗德用“有保证的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不一致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是用实际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主义企业所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背离来解释经济的累积波动，这果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缺乏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探讨经济不稳定根源的深层次分析。而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固然由于假定资本家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合一而忽视了两者分离所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这推迟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去分析），但这里从两大部类生产的结构失衡去说明扩大再生产得不到经常的实现，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得出的结论。如果舍去资本家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合一的假定，把概括出的马克思增长模式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按此增长率才能稳定增长的规范性模式，以实际增长率与此增长率的背离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来说明不稳性，也可以弥补马克思增长模式的不足。

五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和卡尔多(N．Kaldor)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这里，简略介绍以琼·鲁宾逊增长理论为主的后凯恩斯增长模式，并说明其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的相通之处。

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出发，认为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它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它假定：１．国民收入划分为劳动收入（工资）和资产收入（利润）两大部分；相应地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阶级；２．国民生产分为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两大部门；３．投资由资本经营者－企业（厂商）的投资决策决定，它与储蓄决策无关，两者是相互独立的；４．把工资（即劳动收入）的储蓄率与利润（即资产收入）的储蓄率区别开，一般假定工资的储蓄率等于零，即全部工资收入都用于消费，因而储蓄全部来自利润，利润的储蓄率大于零而小于一。

设以P代表一个时期的利润；I代表净投资；K代表按正常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即资本总额）；S[,P]代表利润的储蓄率，S[,W]代表工资的储蓄率；I/K或g代表资本积累率，即投资对资本总额的比率，它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条件下，也即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y)［①ｆ］；p/k或π，代表利润率，这样，在S[,w]=0以及储蓄与投资均衡的条件下，利润与投资的关系为P=I/s[,p]，因而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或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

P/K=(I/K)/S[,P]或π=g/s[,p]即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和利润的储蓄率。这样，在利润的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水平的资本积累率或收入增长率，就要取决于利润率状况或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状况。按照琼·鲁宾逊，一方面资本积累率决定实际利润率，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率又取决于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预期利润率的变化会引致资本积累率的变化。而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又以实现了的利润率为基础，因此，按照上列方程决定的实际利润率，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对资本积累率的选择。如果按照某一资本积累率实现的利润率，与企业作此投资决定时所预期的利润率一致（琼·罗宾逊将此积累率称为“合意积累率”），企业就可能将此资本积累率继续保持下去，经济就可得以稳定增长（当然，在增长过程中仍然要受未来条件变化的约束）。但是企业原定的资本积累率所实现的利润率不一定与其预期利润率一致，两者的背离，特别是实现的利润率低于预期的利润率，就会导致资本积累率的波动，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上列方程也可改写为［②ｆ］：p/Y=(I/Y)/S[,P]这表明投资率（投资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愈高。当然，后者还要取决于利润的储蓄率(S[,P])，利润的储蓄率愈低或消费率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大。因此在工资的储蓄率等于零的假定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大小。此外，投资率的增长，势必造成以较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而以较少资源用于工人所需的消费品生产，而后者意味着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这些都说明后凯恩斯的增长理论是与其收入分配理论密切结合的。

以上假设工人把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即s[,w]=0，储蓄全部来自利润。如果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改变这个假定，工资收入也有一部分用于储蓄（购买少量的债券、股票等），即S[,w]＞0，但小于利润的储蓄率，即S[,w]＜S[,p]。这样，P/K=(I/K)/S[,P]（或π=g/s[,p]）就要改写为［③ｆ］：P/K={(I/K)-S[,W]/(K/Y).JPG}/{S[,P]-S[,W].JPG}

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成员帕西内蒂(L．L．Pasinetti)的分析，由P/K=(I/K)/S[,P]一式所得的结论不因S[,W]改为＞０而受影响，只是“职能收入”（工资收入与利润收入）的划分与社会阶级（工人与资本家）的划分变成不相一致。就是说，投资的增长对工资和利润这两种职能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所起的作用仍然一样，只是工人的收入除工资而外有了一部分利息、红利等收入，但国民收入分配于工资和利润两大范畴之间的基本结果并不因此改变。